一場六十年不遇的大暴雨在週六襲擊了北京。週一晚上，房山區琉璃河的積水仍未退去
和北京相比，紐約是一個更容易受到暴雨襲擊的城市。有上百年歷史的老舊地鐵和下水道系統，也會讓紐約在暴雨來襲時可能不堪一擊。
紐約人最近一次的暴雨記憶發生在2007年8月8日。當天早晨5點到8點之間，紐約毫無徵兆地出現狂風暴雨。風速每小時達到135英里， 中央公園一小時內降雨2.8英吋（相當於71毫米），肯尼迪國際機場則是3.5英吋（88毫米），一河之隔的新澤西紐瓦克機場更是破了1959年時創下的記錄。
這場暴雨發生的時候，我正在紐約工作，對當時混亂的局面至今記憶猶新。大雨造成大紐約地區淹水，1.4萬戶家庭停電，機場航班取消或延誤，鐵路中斷，地鐵系統完全癱瘓。由於正值上班高峰，數十萬通勤客只能搭乘公共汽車。全城一片混亂，宛如好萊塢電影中出現過的紐約大毀滅的場景。
但是在一片混亂之中，卻有一種秩序和力量悄悄地浮現。
主管地鐵的紐約大都會運輸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簡稱MTA)，在早上9點多就第一時間通過其網站發布了各條地鐵線路的運營情況，並在全天進行即時更新。在停運的地鐵線路，MTA臨時安排了大量的接駁巴士免費接送乘客。每一個地鐵車站裡都貼滿了帶有MTA標誌的官方告示，詳盡指示乘客如何進行換乘——在少數族裔聚居的街區，這些告示除了英語之外還有其他語言，比如在華人和韓國人聚居的皇后區法拉盛，就有中文和韓文。車站裡還安排了大量工作人員提供幫助，指引乘客前往附近的巴士站。
與此同時，MTA不厭其煩地向外界解釋以安撫民心，表示分布在地鐵線路旁280個機房裡的抽水泵正在時刻不停地抽水。各家地方電視臺和網站，也都一刻不停地對災情進行滾動報導。
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當天下午立即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災情和傷亡情況，並呼籲市民盡量不要外出。MTA的負責官員艾略特·山德(Elliot G. Sander)向公眾致歉，表示地鐵排水系統的設計排水能力只有每小時1.5英吋（38毫米），因此無法應對此次一小時3英吋的降雨。紐約州州長艾略特· 斯皮策(Eliot Spitzer)也要求交通部門對地鐵抽排水系統進行全面檢視，在30天內做出檢討並提交整改方案。
暴雨之後的幾天裡，各選區的民選官員為了爭取民心，紛紛為民眾出頭，組織家裡地下室進水的民眾集會抗議，要求政府檢討過失。與他們一起行動的，還有民間公益組織。
對於普通的紐約人和美國人來說，我觀察到的秩序、力量，也許早就司空見慣甚至成了陳詞濫調。他們關注的焦點，通常集中在批評政府官員在抗災中的表現、工作效率乃至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後。《紐約時報》2007年8月8日的這篇文章稱，紐約的下水道系統全長6000英里（9656公里），並未實行雨污分離，同時把雨水、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排放到14個污水處理廠，一旦發生大量降雨，廢水中的油污和重金屬就可能回流到水系和街道上，對市民健康造成影響。《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著名記者詹姆斯·法羅(James Fallow)，也曾經多次抨擊美國對基礎設施的投入甚至落後於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美國政府在自然災害的處理上更是經常受人詬病，比如2005年發生在新奧爾良的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
但是，對於當時初來乍到、此前一直生活在另一種政治文化和政治語境裡的我來說，紐約顯現出來的那種秩序和力量，無疑讓我耳目一新，堪稱文化震盪。信息的透明公開、職能部門的及時應對、政府的坦然擔責、反對派與民間的監督……所有這些匯聚在一起，形成一種秩序，成為一片風雨飄搖的混亂之中，安定人心的一種力量。
在這種秩序和力量的支撐之下，人們或許會有抱怨，但不會形成積怨和對抗；或許會有混亂，但不會形成慌亂和動盪。
幾年以後，已經習慣了災難之中這種隱形的秩序和力量的我回到北京，見到了暴雨傾城之下政府缺位時人們的無助和無奈，已經有點無法適應這樣的中國式場景。這也算是一種反向的文化震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