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隨著毛澤東一聲令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遍及城鎮的每一個角落。到1977年止，全國共有1700萬城市青年下鄉。當時全國城市人口近兩億，約三千多萬個家庭，1700萬知青按每家一個計算，意味著城市的半數家庭都有子女下鄉（文革前亦有少量知青下鄉）。歷時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範圍之廣，影響之深，使其它運動望塵莫及。時至今日，「知青」這個特殊的名詞，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它的含義可能只是一段歷史；但對於那些經歷者來說，它代表的卻是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
筆者從下鄉的第一天起，就努力從正面去思考上山下鄉運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適得其反，竟然悟出了相反的道理。在隨後的幾十年時間，凡是接觸到當年的知青，我都要與之攀談，交流彼此對農村歲月的感受。在眾說紛紜的意見中，我發現知青當事人對農村的親身感受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感覺良好型、溫和評介型及堅決反對型三種感受。為什麼同一群體的當事人對同一事件竟然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態度呢？經過長期的分析與思考，我忽然從中發現了知青定律。
知青定律一：知青對農村歲月的感受與下鄉時間成反比
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進行了十年之後，被徹底否定了！但貫穿於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卻被人遺忘，當局即不肯定也不否定，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文革這個大運動中套有許多小運動，這是現在許多青年不知道的。經筆者粗略的不完全的回憶，就有：批判「三家村」、大串聯、破四舊、清查516分子、文攻武衛、上山下鄉、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批林批孔、吐故納新、批陳整風、反擊右傾翻案風等十多個小運動，這些運動長的有一兩年，短的僅數月。但是上山下鄉運動則長達十多年（1968--1977，如果加上知青大返城的安置時間，則要計算到1981年），從時間上看，超越了文革。
由於家庭背境、個人能力與機遇的不同，知青在農村插隊的時間也不盡相同。就我接觸的知青來看，短的一年多，大多數是2至6年，最長的老三屆知青和兵團知青竟然長達十年。我發現，知青對農村感受的不同，正是來源於他們下鄉時間的長短。一般來說，下鄉時間越短，對農村感覺越好；反之，下鄉時間越長，對農村的感覺越糟。我在與知青的交談中發現，大多數感覺良好型的知青在農村呆的時間都不長，一般為1至2年，有的連國家供應糧都未吃完便離開農村，在以後幾十年的個人生活中，留下的多是新鮮和有趣的回憶。另外，知青所在生產隊的富裕程度、離家的遠近、是否有人照應都會影響到他們對農村的評判。比如，在城郊落戶的，或是投親靠友的知青由於生活條件較好，對農村的感覺就好很多；反之，落戶在邊遠山區，生活條件艱苦，時間又長達數年乃至於十年的知青，精神和身體的煎熬都達到了極限（個別女知青還受到基層流氓幹部的強姦），對上山下鄉運動產生極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就我接觸的知青來看，明確否定上山下鄉運動的佔了絕大多數，道理很簡單，荒廢了學業，毀掉了青春，老來一事無成！1978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工作時說：「社會上議論很多，四不滿意是我講的。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嘛」。
知青定律二：知青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好惡與日後的人生境遇成正比
當年的知青離開農村後，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一般來說，知青日後事業不順、家庭生活條件差者，對上山下鄉運動多持否定態度；反之，日後事業成功、一帆風順者對上山下鄉運動多持贊成態度；二者有非常密切的關聯關係。上山下鄉運動極大地改變了知識青年命運：他們在渴望知識的時候中斷了學業；在身體發育的青少年時代遭受著飢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農村嚴酷的現實粉碎了他們的青春理想，為了國家不得不作出重大犧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歲月留在了農村，從而成為文革的犧牲品（90年代，由於文化水平有限而下崗，他們又成為國企改革的犧牲品！）。許多「老三屆」知青的人生軌跡可以概括為：「60年代吃過糠、70年代下過鄉、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崗」。許多人歷盡磨難，到頭來卻面對下崗，靠低保度日的艱難歲月，成為衣食不保的貧困弱勢群體，這就是那場運動的後遺症。可以說，大多數知青日後的事業是不成功的，他們否定上山下鄉運動是必然的。但個別知青日後事業的成功影響了他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主觀評判，他們產生了錯覺，出現了邏輯混亂，認為人生事業的成功一定要經過農村的磨練。這些人以富商巨賈和黨政官員為主，他們認為，只有經過農村艱苦的磨練，才能吃苦耐勞，取得今天的成就。有的還喊出「青春無悔」的口號，對上山下鄉運動給予充分的肯定。那麼，他們真的願意「扎根」農村一輩子，「青春無悔」真是他們發自肺腑的心聲嗎？請看知青定律三。
知青定律三：即便是力挺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也不願「扎根」農村一輩子
與上兩條定律相比，這更是一條人人自覺遵守的鐵律。文革中，儘管當局樹立了許多優秀知識青年的典型人物（恕我不在此處點名），但到頭來都是遠走高飛，有的頭天還信誓旦旦要「扎根」農村一輩子，第二天就進了工廠。另一方面，知青在農村的處境牽動著億萬父母和親屬的心。為了孩子早日跳出「農門」，家長們使出了各種招數，拉關係，走後門，不正之風由此產生。由於每年招工名額實在太少，其擁擠程度遠甚於當今的公務員考試。基層掌有實權官員的子女到農村猶如蜻蜓點水，很快就因招工、參軍或是讀工農兵大學而離開，成為名副其實的「山寨」版知青；一些文革中未倒臺的中高級幹部，連「山寨」的形式也不用走，直接把子女安排進部隊當兵而躲過上山下鄉運動，這種事在文革中屢見不鮮。影視劇《血色浪漫》就有真實而又精彩的描寫，此處不作贅述。只有普通老百姓子女「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能在農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親屬有歷史問題，那就只能等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了。訖今為止，尚未發現一例志願留在農村而不返城的知青（倒是有極個別知青因與社員結婚，按政策不能返城），由此可見知青定律三的正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