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23週年之際，柴玲發表聲明，原諒六四元凶鄧小平李鵬。
這一聲明招致廣泛的批評。很多批評者指出，只有天安門母親才有資格說寬恕和原諒。因為他們是受害者，別人無權替受害者寬恕凶手。
這一批評無疑是正確的。好比你欠我一筆債，我可以說不用還了；你不可以說不用還了，你這麼說就是賴賬了。旁人也不可以說不用還了，旁人這麼說是慷他人之慨，也不算數的。簡言之，寬恕乃是受害者的特權。
通常我們說寬恕，是有條件的寬恕。當對方認錯道歉之後，我們才向對方表示寬恕。
嚴格說來，寬恕還需要一個條件，那就是我們擁有懲罰的能力。阿倫特說得好，我們無法寬恕那些我們無法懲罰的人。
寬恕意味著放棄懲罰，如果我們本來就不具有懲罰的能力，想懲罰也懲罰不了，不寬恕也不得不寬恕，那就談不上寬恕。除非我們可以懲罰也可以不懲罰，可以寬恕也可以不寬恕，我們選擇了不懲罰，選擇了寬恕，那才叫寬恕。
例如57年右派。後來中共當局給右派平反了，也承認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有些右派還得到了一定的賠償，但是那些製造反右運動冤案的官員卻沒有一個受到懲罰。這並不是因為所有的右派都寬恕了。至少有些右派不想寬恕，但問題是他們沒有懲罰的能力，國家機器還掌握在共產黨手裡，還掌握在那些製造反右運動的中共官員手裡。如果有受害者想追究反右運動的罪責，非但沒有成功的希望，反而要受到打壓。他們不想寬恕卻不得不寬恕，所以談不上真正的寬恕。
再者，有些案件，即使受害者也沒有寬恕的權力。
我們知道，很多民事糾紛，是「不告不理」。如果當事人寬恕對方，不去告法院，對方就不會受到懲罰。或者，雙方可以用某種方式私了，因而對方可以免去法律的追究。但大量的刑事案件是不可以私了的，即便受害者想寬恕不去告法院，國家卻不能寬恕。在這類案件中，國家是原告，也就是說，檢查機構應當以國家的名義向施害者提起公訴。在這種公訴案件中，受害者不是原告而只是證人。
因為人們建立國家的目的就是保障正義維護正義，唯有國家才有懲罰的權力，因此一般來說，國家就沒有寬恕的權力。受害者當然可以對施害者表示寬恕，他可以不認同國家對違法者的懲罰，但不論他認同或不認同，國家都仍然要依法懲罰。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國家才可以實行寬恕，赦免違法者。
六四事件無疑屬於公訴案件。也就是說，即便六四受害者都想寬恕不告法院了，國家仍然需要提起公訴。只有在國家做出判決之後，才可以考慮是否要赦免要寬恕。
需要提醒的是，寬恕固然常常被視為一種美德，但這並不等於說寬恕總是比不寬恕更好更高。正義要求對侵犯正義的行為實行懲罰，非如此不能維護正義。依法懲罰應該是常態，寬恕只是特例。
如上所說，一般的寬恕是有條件的，而條件之一是我們擁有懲罰違法者的能力。但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國家機器仍然掌握在違法者的手裡，我們還沒有懲罰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談寬恕未免是奢侈。
不過，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寬恕，即有條件的寬恕之外，還有一種寬恕－－無條件的寬恕。無條件寬恕的問題比較複雜，三言兩語恐怕說不清楚，容我下次再談。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