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自唱「偉光正」，要為國人畫出「最新最美」的彩卷，然「輕諾延安，寡信北京」，尤其吏治套路還是老舊的「教育為主」，提高「革命自覺性」，要求嚴格自律以顯「先進性」。然娘要爭氣，兒要撒屁，官員的思想覺悟一代不如一代，如今全然已無第一代的「全心全意」，連「微心微意」都沒有了。
大陸媒體雖然只能報喜不報憂，但囿於「收視率」、「發行量」，不得不一定程度滿足群眾的「喜聞樂見」，不時捅出一些貪官污吏的資訊。同時，「革命人民」亦會從生活中感知官員的「先進性」，觸知社會肌理，看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真相。
親身領教的官威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筆者飛抵山西運城，乘車前往臨汾。運城至臨汾的高速公路全程封閉，不讓進車了，電子螢幕打出安民告示「道路檢測」。晉人則告知：「上面來人了，大官，每次都這樣。」總算等到放車上路，規定時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只能跑六十公里，因為前面五輛警車壓道，不讓超車。果然，前面有「列寧同志」，得讓「列寧同志先走」。過了襄汾，五輛警車靠邊，估計「列寧同志」已駛抵臨汾，不怕後面車輛對其「構成威脅」（車禍？刺殺？）。偌長一條高速公路只讓一人車隊獨享專用，此情此景，也只有在「社會主義中國」才能看到。歐美港臺，誰敢如此「獨享專用」？那些總統總理、元首特首不僅不敢，更重要的是不會，決不會公路私用。這一ABC，在我們這兒，則似乎還有必要給「先鋒隊員」上上課。
二○一一年八月十三日，上海飛廣州的班機全遭航空管制，有的延誤有的取消，十二點半的班機，十七點四十分才放飛。原來胡哥出席深圳大運會開幕式後要回廣州，在搞淨空。
此類讓「列寧同志先走」，本人還親歷兩回。一、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海甯鹽官鎮，李鵬來了，要看浙江潮，所有車輛必須讓道，一大截江堤讓給「公僕」李鵬同志。二、○五年八月初，本人西行新疆喀納斯湖，因黃菊同志來了，搞封山，幸好我們已進山，但不能走大道，只能行小路。隔了幾天，烏魯木齊機場，艙門都關上了，「淨空令」突至，原來黃大人也要走，滿滿一機人活活等了四十五分鐘，目睹黃菊車隊開來，登機、轉身、揮別，專機滑行、起飛。這才挨到我們「後走」，全機人哪個怨哪個罵呀。那會兒正大張旗鼓在搞「保先」，有人順口丟怨：「啥仔先進性，明明是先盡興！」不久，得知黃大人死了，這一機人還怎麼「悲痛」得起來？
山西怪事多
二○一○年，山西處分違紀黨員幹部九千二百一十一人，省委對全省幹部提出「五不准」──不准上班時間擅自離崗，不准上班時間玩棋牌搓麻將打遊戲，不准上班時間上茶社歌廳洗浴等休閑娛樂場所，不准利用職務之便吃拿卡要，不准參與賭博。是年八月，山西掀起「查崗風暴」，臨縣安鄉鄉長上班時間賓館打麻將，交城縣公安局黨委委員上班時間陪老闆按摩，柳林縣莊上鄉黨委書記上班時間茶館喝茶，太原巿行政執法局第五執法大隊長和幾名公職人員洗浴泡澡……，所以，出臺「五不准」。（《山西吏治改革》，《中國青年報》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換言之，此前可是「五都准」，彼此彼此，一片「和諧」。就是有那麼一二楞頭青（如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一看形勢，很快明白最佳選擇便是「同流合污」。「鋼鐵」就這樣煉成了。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說全國公務員近千萬，而管理他們的標準居然還停留在幼稚園的「五不准」。
去年六月《人民日報》發表山西省副省長劉維佳《下鄉日記》。長治巿沁縣冊村鎮溫莊，全村七十六戶二百七十六口人，人均年收入一千七百餘元；最近五年全縣農民每年收入增長百分之二。副省長搖頭：「這叫增長？什麼都沒幹嘛，躺著也能增長啊！」《下鄉日記》發表後，劉壓力很大，《人民日報》駐晉記者站發安慰簡訊：不要有壓力，山西這些年都是負面新聞，好不容易有個正面的，省委書記看了很高興。副省長這才放心：「那還好，我沒幹錯事。」副省長的「對與錯」得仰觀上色，如此心態，能大膽放手為人民服務嗎？
「隔牆扔磚」說
「革命人民」將反腐形容為「隔牆扔磚頭，砸中誰誰倒楣」。「六四」時就傳京諺：「現在的幹部，挨個兒殺，有冤枉的；隔個兒殺，有漏網的」。二十二年過去了，社會風氣不是越來越好，歪風邪氣不是越煞越弱，而是越煞越強。連醫務界、教育界收受紅包都成了「必須明白」的潛規則。
一位被情婦反水咬出來的貪官，感覺很冤。這麼多貪官，這麼多貪官情婦，差啥就他一人被情婦賣了？有人擲評：「種種醜陋現象氾濫成災，為何只有被隔牆之磚意外砸中才得以露出冰山一角？管理部門何在？監管制度何在？」可這麼問了六十年，有什麼用？沒有政改，不進行權力結構的改造，貪官還不是一茬茬「春風吹又生」？「革命人民」眼睛雖然雪亮，有什麼用？只能乾瞪眼！
雲南「溫和腐敗」縣委書記趙仕永一語穿幫：「我在縣委書記這個職位上，在時下的社會環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除了有自己的價值理念，還有一個眾人實行的潛規則。」（《檢察日報》二○○九年四月九日）
「最廉潔貪官」
四川內江楊家鎮黨委書記曾春洪受賄一萬八千元，判三緩四。三十名村民聯名向法院寫求情信，稱曾春洪「好同志、好幹部」，促進當地農貿發展、建成自來水廠、規劃全鎮建設、改變原來的髒亂差……困難戶想吃肉，都可以去找曾書記。（《成都商報》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廉潔貪官」成了黑色幽默。村民求情邏輯更歪：好像只要做過一點好事，就可幹點壞事。「解放」六十二年，第三代「革命接班人」了，思想意識咋還這樣？咋還沒培養出「現代公民」？
鎮委書記食民奉祿，本應為民服務，否則人民何必養著他？百姓何須感恩？但村民的求情基於現實：大多數鄉鎮幹部根本不干實事，不僅佔著茅坑不拉屎，且專以貪腐為務，能攤上一位只貪污一萬八的曾書記，很不錯了，上上籤了。培養出這樣的「社會意識」，官吏可以「有限貪污」，誰的政績呢？
貪官的遺憾
雲南玉溪交通運輸管理處長兼地方海事局長、航務處長陳有雲，「雙規」後寫交代材料，短短百字，錯別字數十，被指謬後，很遺憾地說：「我是能說不能寫，如果我真有文化，早就當副省長了。」他的陞官底氣有二：一、他當官毋需動手寫東西，一切秘書代勞，秘書當然不敢糾正首長的錯別字；二、「會說」的官員很得油，混個副省長很容易，上峰很欣賞。
這個「無錯不成句」的陳有雲，履歷表上居然還是大學文化。他在交代材料中說：「本應把更多的時間用在學習工作上，但卻與愛好賭博的人混在一起，用打麻將賭錢消磨時光。」玉溪運輸窩案涉官七人，陳有雲一審獲刑十三年，其餘一審從十二年、十年、七年……。（《檢察風雲》二○一一年第二期，第38頁）
最後一招：恐嚇
中共治吏，因高度集權，缺乏分權監督，轉來蕩去，最後只能襲用封建古法──依賴道德自律，希望官員自筑堤壩提高「覺悟」。可如今官吏一個個猴似精明，什麼「階級覺悟」、「組織培養」，金錢美女面前，一分鐘就繳械了。高層沒轍，邀請健康專家洪昭光開講座，專講貪官命短──「越腐越敗，死得越快。」洪昭光引經據典：病由心生，心理壓力乃百病之源，百分之七十六疾病為情緒性疾病。他列舉貪官命短的例子：「腐敗的官員都活不長！」結論是：「廉潔有益健康，腐敗導致死亡。因為腐敗的人啊，他貪婪，也就恐懼，白天食不知味，夜裡寢不能寐，惶惶不可終日，免疫機能全面下降，極易患病。」洪跟蹤調查十六名貪官，當時平均年齡四十一歲，十年後，十五人得病（不少是癌症），已死六人。巴西一個醫療機構調查了五百八十三名貪官和等額廉吏，十年隨訪，結果貪官百分之六十以上得癌症、腦出血、心肌梗塞等，廉潔官員患病率只有百分之十六。廣州某三甲醫院腫瘤中心主任也說，在他救治的腫瘤患者中，相當比例為被撤職或被調查的貪官，他們普遍暴躁不安、恐慌抑鬱。（《東莞時報》二○○九年二月十九日）
官滿成患
雖然當官乃「高危職業」──最容易被拉下水，又損健康又易入監，但當官仍是大多數國人「最愛」，一頂官帽威風得了！
二○一一年五月九日《南方日報》，繼湖南常德石門縣被爆超額配備官席──縣委常委十六名，正副縣長十二名；四川巴中巿所轄四個國家級貧困縣區，共有四十四位正副縣長，其中通江縣十名（一正九副）；南江縣十一名（一正十副）；巴州區十一名（一正九副一助理）；平昌縣十二名（一正十一副）。按規定，只能五至七名。（《南方日報》二○一一年五月四日）聖潔高校也是「校級幹部一走廊，處級幹部一禮堂，科級幹部一操場」。
十九世紀末，中國人口四億余，一千五百餘縣，清朝官員總計二萬三千人，其中京官二千六百二十二人，地方官一萬三千零七人，武官七千四百六十四人。（鄭也夫《知識份子研究》，中國青年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第136頁）據○五年《人民政協報》，全國三萬七千鄉鎮、六十四萬個村，鄉鎮幹部一千三百萬人，村幹部數百萬人，開支佔農民負擔四成以上。
中共既以左說立國，「紅色邏輯」向全社會滲透浸漫，不僅官場必須持守潛規則──說一套做一套，歪理振振有詞，分貝響得很，正音正聲反而直不起身張不開嘴。社會邏輯如此歪擰，還不讓反思，不讓說不讓論，不讓「革命人民」從最近的史訓中汲取最直接的經驗，「先進性」從何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