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滬上法治夢》是上海司法界老人何濟翔先生的一部人生實錄，這本書，連附錄不過十一二萬字，不算長。但彷彿一幅包容深廣的長卷。讀著讀著，我心中跳出杜甫的兩句詩：「艱難苦恨繁雙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何老先生在《滬上法治夢》中記錄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海三、五反中的跳樓自殺的見聞：所謂反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阜算起，誰也無力還債，於是紛紛跳樓自殺。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行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砸死。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聽完匯報悠閑地問：「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即是指跳樓商人。
說你偷稅漏稅，還要你從光緒年間上海開阜時補起，哪裡有這種強盜邏輯？誰又有這麼大的財力？陳市長要的就是資本家們都紛紛去自殺，然後財產無償充公，不羞辱你，不滅你如何能奪得你的財產呢？
2、1970年夏天，我在包頭第二熱電廠的擴建工地上也見過「降落傘」，那是一個細雨濛濛的清晨，二電廠的一個中年工人從五十幾米的鍋爐房的房頂跳下，摔死在建築工地上，工人們都去圍觀，我也聞訊趕到。他死的很慘，小腿骨都摔斷了，白色的斷骨穿出皮膚，鮮血流的遍地都是。那一幕慘劇我終身難忘。
聽同事說，那個師傅姓趙，南方人，出生於地主家庭。1970年年初，母親病危時，他回老家探望，母親在彌留之際給了他十幾塊銀元留作紀念。這十幾塊銀元是土改時唯一沒有被收走的財物，他小心翼翼地把這十幾塊銀元帶回了包頭。但是回來不久，「一打三反」運功就拉開了序幕。他為這些銀元的安危驚恐萬狀，藏在哪裡都感到不安全，天天和妻子嘀嘀咕咕滴商討此事。一天他終於決定走「破財免災」的道路，把這些銀元和垃圾混在一起倒進垃圾箱。他想：收垃圾的人一定不會說，即便說了，誰也不會知道是何人倒出來的東西。正當他要端正簸箕往外走時，老婆突然變卦，她認為倒在灶火裡，先用火燒化再倒，更安全一些，起碼銀元上的袁大頭不見了，銀子畢竟比袁世凱的罪過要小些。
兩口子說幹就幹，爐火燒得通紅時，他把銀元倒入灶中，然後拚命地拉風箱，往灶裡鼓風，大約燒了十幾分鐘，他端起鍋用爐鉤子扒拉時，發現銀元並沒有徹底融化，只是燒結在一起，成了一坨，再也無法分開了。
他很無奈，只好把銀元坨子鏟出，等到溫度恢復正常，放在簸箕裡，用爐灰遮蓋後，慌慌張張地出門直奔垃圾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那時包頭二電廠的家屬院都是平房，人們都是早晨才倒垃圾，就像上海人都是在早上倒馬桶一回事。再加上他神色慌張詭異，在那個階級鬥爭天天講年月裡，由於出身不好，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人們的監督。就在他前腳進門，街道的積極份子就從垃圾箱裡找到了他的贓物，第二天他就被單位拘禁，逼迫他交出家裡剩餘的財物。經過幾天的「車輪戰」與酷刑，他不得已交代，在孩子的紅「主腰子」裡還縫有幾十元錢。他本以為他徹底交代了就算沒事了，沒有想到，人家還是不放過他，打的更凶了，還繼續逼迫交出祖上剝削來的財物。
他遍體鱗傷，身心俱痛，再也無心活下去了，於是謊稱在二電廠汽機車間屋頂的石棉瓦下還藏有好幾千元。專案組信以為真，那天一早，就派人陪他去找。在五六十米的汽機房的房頂，他最後一次看了看藍天，然後趁人不備，張開四肢，從天而降。終於走上了「自絕於黨和人民」的道路。
「一打三反」，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場慘烈的政治運動。「文革」大規模的殺人遊戲，始於「紅八月」的紅衛兵，高潮則是以國家權力機關主導的「一打三反」運動。
根據後來的統計數字，一打三反運動，全國總共抓捕了50萬反革命分子，運動期間非正常死亡數字應在二十萬左右。
3、1963年的春天，內蒙古地方病研究所也有一個大夫「從天而降」，不過他不是因為政治問題，而是因為婚外戀。他是有妻子的，但是他與妻子感情不和，後來又和一個女同事相好了，東窗事發，受到組織的嚴厲的批判，他以死來對抗組織的批評。
那天他爬上了機關鍋爐房的大煙囪，站在上面猶豫，領導、同事都紛紛勸說他下來，他不肯，前後僵持了幾個小時，後來，在領導的責難與群眾的辱罵下他毅然地鑽入了煙囪，估計死相很慘的。
那個大夫好像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相貌很富態，和電影《小兵張嘎》裡的胖翻譯官有點相似，現在推算，他那時也就三十多歲。不理解他為何為非要自殺，如果感情不和，正常的起訴、離婚不行嗎？估計那時離婚很難，組織上也絕對不會容忍這種事情。
4、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因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特別是人為地製造階級對立，使整個社會普遍缺少人道主義精神，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人人都自顧不暇。即便在一個人自殺以後，他們所在的單位並沒有放棄了對他們的批判，多數是在「畏罪自殺的」名義下，而被罪加一等的。巴金曾說過：「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高層對自殺現象缺少起碼的人道關懷，也是加劇自殺現象激增的原因。毛澤東曾對李志綏說過這樣輕鬆的話：「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其實何止千把呢，據專家估計文革至少有200萬人罹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