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遊行平反六四（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下週一便是六四事件二十三週年，維園的燭光肯定會風雨不改地點亮。此際正是特區管治班底換屆的春夏之交，時代變革在即，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看來在未來五年、更大可能在未來十年，將會受到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到底是更加靠向一國，抑或堅持守住兩制的防線？觀乎近日接觸的記者反應，悲觀看法似乎佔大多數。
傳媒之所以稱為社會的第四權，在於發放的資訊經過篩選、核實，報導內容對群眾具有公信力，從而達到監察政府的職能。傳媒一旦淪為政權的喉舌，縱使仍然能夠經營，甚至悶聲發大財，但已難取信於民眾，逐漸受到唾棄，變成對社會可有可無的「建制派媒體」，就算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公信力早已淪喪。
傳媒風骨 歷歷在目
遙遙回看八九六四，那年頭傳媒風骨錚錚，帶動六百萬香港人（當時人口）聲援學運，香港的記者拚命往北京天安門跑，大有不惜灑汗濺血的豪情。當時，記者是備受社會尊崇的職業，那股熱情感動了許多年輕人立志入行，不少人如今已成為業界的中流砥柱。
上週六翻閱《信報》，看到《文匯報》前副總編輯程翔的訪問，內容免不了談及《文匯報》「痛心疾首」的社評。程翔明確地說，那是另一位副總編輯曾敏之出的點子，社長李子誦和總編輯金堯如支持，再經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拍板；他在訪問中強調：「《文匯報》是有紀律的，社論開天窗這般大事沒可能不經上頭（新華社）拍板，張浚生批准這社論，是一剎那閃現人性。」然而，廣場上血與汗迅速洗刷乾淨，經濟起飛，人性只是曇花一現，黨性壓倒一切。
常聽到資深傳媒人說，左派老文人都是腰板挺直，行事做人追求光明磊落，從不掩飾自己的愛國立場，而李子誦先生一生堅持「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贏得左中右業界的尊重。然而，時代在轉，李社長的十六字辦報真言，雖然為「中立報導」下了最有力批著，但是，誠如才子陶傑本月16日在報章專欄所言：「以國際新聞學標準，用這十六字來辦報紙，依然不合格」。
陶傑在文章裡說：「問題出在‘有喜報喜，有善必揚’這八個字。政府有什麼‘政績’，……若是事實，只須報導。譬如殖民地時代，東區走廊落成，海洋公園揭幕，不必理會是喜訊還是憂聞，報紙三兩百字報導，從不用頭版，更不必用一篇社論拍馬屁。但相反，政府政策出錯，報紙必將鞭伐，換言之，報紙的功能，不必代政府‘報喜’與‘揚善’，但政府有問題，都必須大幅重點報憂與伐惡」。
為民做事 政府本分
在此強調，筆者認同陶傑所言並無折損李社長之意，皆因傳媒的監察權力，源頭不是來自「中立」，而是來自對當權者的「鞭伐」。管治機關坐擁龐大的公共財產，掌握統治和分配資源的權利，香港政府還奉行高薪養廉政策（近年經常出現高薪養貪——貪薪金，也貪權），薪金福利名列世界前茅，特首薪酬高過美國統總歐巴馬；而香港人出名溫馴易管治，過去的遊行示威從未演變成暴動（未來則難說）。
在這樣有利的管治環境下，干實事只是公僕應盡的本分，做得好何須放大褒獎？惟回歸以來，政府施政失誤處處，追究問責亦是合理不過，何況政府從來不缺人脈和宣傳渠道，民辦的媒體若仍然甘心為當權者附和唱好，那就是等於放棄第四權。
因此，當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撰文交給傳媒刊登時，如何處理就成為報館的表態時刻。須知道，身為一個地方的候任首長，從他當選那一刻到任期完結為止，都不可能有「個人意見」，也談不上「言論自由」，因為其一言一行都與港人的福祉有關，否則曾蔭權接受富豪朋友「私人款待」，就不會掀起軒然大波了。
梁振英的文章由六份報章同日刊登，分別是《明報》、《晴報》、《新報》、《文匯》、《大公》、《商報》，內容質問立法會議員以拉布阻礙新政府改組，對市民有什麼好處？指市民對新政府有期望，應該讓新政府團隊齊整地在7月1日全體就任。
這篇「未來行政長官」稿件，被當成特稿或來論處，以「無添加」方式直接出街，報章版面成為官方通告的傳聲筒，許多行家均質疑是否妥當，為什麼不是當新聞去報導，然後加上學者議員的評論？關乎行政長官的看法，為什麼不是由政府新聞處公告？只給個別傳媒，抑或所有傳媒都收到？是不是屬於有稿費的「投稿」方式？為何選擇用這種方式發聲？期望喜歡指點傳媒的候任特首辦高人公開回答。
擴大班子 有責查明
行家談論得最多的「公信報」，該報號稱本港中文報章之中公信第一，但特首選舉期間，政界人士公開質疑它是「挺梁派」，縱使報社多次發表社論否認，但仍未能讓外界釋疑，如今又刊登一篇官樣文章，往後將更難「洗底」。
更大的爭議來自「公信報」翌日的社論：〈與其七一前為難梁振英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調子跟梁營同出一轍，指立法會應先通過新政府改組議案，日後再觀察官員表現；標題上「為難」一詞是負面用語，有責難阻礙者、斥責阻礙無理之意。該篇社論在面書和討論區廣泛流傳，反應滿是痛心和失望，認為跟梁的文章互相呼應，報館內部亦有不同意見。
本欄曾經寫過，社論關乎報社的立場，下筆前必須由高層人員討論和擬定內容，再由特定人選執筆，絕不是個人意見欄目。如今立法會內各黨派尚且對新班子滿是疑竇，除了新增大量職位、涉及逾七千萬元公帑外，當中會否有政治酬庸？人選是否恰當？過去問責制令市民大失信心，政府推出前都大談先讓人選上任，然後再「聽其言、觀其行」，然後呢？
答案是，職位不斷增加，局長不行？就請團隊幫忙，團隊不行？就找顧問，顧問不行？再換……。七一後有沒有新管治班子都好，香港也不會變天，但改組成五司十四局後，肯定易請難送，面對一個不由人民授權的新政府，哪間傳媒充當抬轎者，都是等於斷送第四權的幫凶，何必呢！
痛心，是因為仍心存希望；正如六四的燭光不滅，代表人心不死，傳媒同業，請慎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