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楊蓉真報導】2006年後，高智晟開始受到中共當局嚴厲的打壓，在耿和眼中高智晟是個「金錢和權力不能誘惑他，邪惡黑暗也壓垮不了他」的人。由於高智晟無懼中共的打壓，當局對他的迫害開始延伸到他家人身上，企圖透過這種方式摧毀高智晟的意志。
無所不在的監控
耿和表示：2005年底，高智晟的律師事務所被迫關閉，於是他離開北京到山東姊姊家，幫忙照顧病重的姊夫。2006年8月15日，警察衝進他姊姊家綁架了高智晟，同時將姊姊家的人軟禁起來，後來，已經病重的姊夫去世時，家裡沒有一個人。對此我感到非常內疚。
高智晟在山東被抓的同時，耿和與女兒在家也遭到軟禁。耿和說：那天，女兒告訴我要到外面理髮，當我們到了理髮院7、8分鐘後，理髮院的門被打開，一下子進來了很多人，有個人問：你是耿和嗎？我答是。一個女的就上來對我搜身，把家裡的鑰匙摸走了，手機也拿走了，要我跟他們到派出所一趟。我說要回家，他們說回家也行。我告訴他們：我女兒的頭髮理了一半，是不是理完了再走，他們說不可以。當時包圍我們母女倆的人多得跟一個方隊一樣。
一回到家，整個單元樓也擠得到處是人，拿著攝相機猛拍。進了門後，就開始搜查我們家，把能拿的全給拿走了。一直到下午6點鐘，兒子當時上幼兒園，他們才讓我坐著警車去把兒子接回來。他們告訴我：從今天以後，這些人就要住在你們家。當時，我家裡一般都住著6、7個警察，有男、有女，他們成了我們家的主人了，一但外面有人敲門，我是不能去開門的。洗澡的時候都不能關門，他們要看著我們洗澡、看著我們上衛生間，要是在衛生間手紙用完了以後呢，拿手紙，他都懷疑我在幹什麼，都要將我的口袋摸一下。那段經歷非常悲慘。
當時屋裡、屋外都是警察，房子後面也有警車和人。我家在二樓，一、二、三樓的樓道口都有人，晚上他們覺得沒意思就聊天，我在房間裡都能聽到他們在外面說話。我們窗口對面大概2米外也蓋了他們警察的房間，在那個房間住的一般是北京朝陽區的警察，樓道口坐著的都是小關派出所的人，我們家跟著我們吃住的我覺得是北京的國保。我在家幹什麼他們都會登記，比如我們在家吃什麼、喝什麼，哪怕只是喝一口水都會登記，幾點鐘幹什麼。那些到我們家拜訪的人，一進入樓道口就被警察強行帶到房子裡做登記，登記得非常詳細。
外出時跟（蹤）我們的警察也屬於國保的。那時候我們的物業管理人員，被警察趕到賓館去，警察在那裡做飯。
阻隔母親的探望
2006年10月，我媽媽在新疆聽說我們家出事了。那時在新疆，當地警察擔心我媽媽要來找我，為了不讓她坐飛機，就把她的身份證都收走了。我媽媽就坐火車來找我。有一天我去買菜，在我們家旁邊亞運村古玩市場那裡看到坐著一個人，一看是我媽媽，我強忍著淚水，因為有警察跟著。
靠近她不遠的地方，我暗示她跟著我去市場。市場人很多，我故意在賣襪子的攤上站著買東西，等媽媽走過來。那天我接完兒子後直接回家裡去，回家後等媽媽，一直沒等來，我又到市場去找，她還在那賣襪子的地方等我。我問：你為什麼不趕緊到我們家去？她說：看到你這個狀況我就該回去了。
我使勁拉著媽媽不讓她走，要她跟我回去。當時跟我的五、六個警察就阻止我，問我她是誰。我用很大的力氣拉著我媽媽，叫警察別管那麼多！然後拉著媽媽衝破了警察的包圍回到家。我媽媽一進門，就有比國保高一點級別的領導到我們家來詢問，我說是我媽媽。那把你媽媽的車票、身份證給我看看。我就把那警察猛猛的從樓道口推下去。
女兒受打壓引發自殘行為
我女兒上學的情況更糟糕，她只能坐警車上學。送格格（高智晟女兒的名字）的車是比較新的別克商務車，能坐五六人甚至七八人。這些人一路上就是諷刺、譏笑、侮辱她爸爸。有一次他們在路上就說：哎，你看外面這兩個人，他們是同性戀，好像一個是胡佳，一個是高智晟。反正一路上詆毀她爸爸，讓女兒也敢怒不敢言。
孩子那時到學校不能直接進去，得等到學校的鈴響了後才夾著女兒進學校，就說兩邊都有人挨著她。上課時，警察就坐在學校走廊裡來回走，前後窗戶監視她，教室的過道上還擺著凳子。
那時候女兒學長笛，上樂器課的時候，教室很大，警察（女警）索性就坐在女兒後面，一直跟著她。這些警察甚至對一些學生和家長說女兒得了性病，我們陪著她，是她的姐姐。搞得女兒在學校抬不起頭，天天想著要怎麼躲她們。
學校的老師也配合警察，老師要學生上學都不能帶手機，說帶了手機，就離犯罪越來越近了，如果把手機借給格格用了，就犯了大錯了，學校都管不了你們了，就要由警察來管你們了。
計算機課也被停了，同班同學和老師都孤立格格、仇恨她，這種發展造成了女兒一直很憂鬱，到最終發現她有自殘的傾向，發現她多次自殘的行為。一直到2008年奧運會前，我們就是被這樣看管著。2008年，警察強迫我們離開北京，我們就去了新疆。
孩子對父親的思念
2009年，耿和帶著兩個孩子跋山涉水歷盡艱辛的到了美國，最終獲得政治庇護，讓孩子能遠離中共為了打壓高智晟對他們一家人製造的迫害。耿和表示孩子們對父親的思念，也經常讓她淚水漣漣。
她說：到國外以後，孩子如果對父親思念，也是讓我觸動讓我確實淚水漣漣的。我想把孩子對父親的思念跟你們分享一下。因為在沒有迫害的家庭中也許是感覺不到的這種。我記得我的兒子在兩歲多的時候，因為老是動盪，他的父親老不在家，我又不想帶他在家裡，就帶他到商場去轉。好打發時光，有一次他就說，媽媽我想爸爸了。哎呀我腦子裡面感覺到我想爸爸了，我就心不在焉的說，你腦子裡哪搭（方言）想爸爸？他說我的心在想。我說你的心怎麼想呢？他說我心裏有一條紅線，不管爸爸走到哪裡，就連到哪裡。我一聽當時就覺得怎麼能這兩三歲的孩子能說出這樣的話。
高智晟有一段時間回來了，大概四個多月的時間，我就把這事給高智晟說了。高智晟在我們家就經常開玩笑，比如天宇（高智晟兒子的名字）要做錯了事，高智晟限制他，說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的時候，天宇就說：爸爸我要把這個紅線拽斷。他爸爸就說，你千萬不要拽、千萬不要拽，這可是我們家天生的與生就有的紅線，你千萬不要拽。這也就成我們家的一種笑話了。沒事天宇就要當著他爸說把這根紅線拽掉。
到了美國以後，因為女兒的情緒不太好，我有一個教會的牧師朋友，我請他幫格格（高智晟律師女兒的名字），做個禱告，於是就帶著兒子、女兒到了牧師家。到了人家家裡，女兒見到的是這樣一個景象：這家女兒下了課，父親為孩子提大提琴。
格格看到這個場面立刻就受不了了，立馬就說，媽媽我要回家去。我說你為什麼呀，你給媽媽個面子嘛。跟別人說好了大老遠到這裡來，別人還接咱們來。她說不行，非要回。她情緒非常低落，我只能帶她回來。路上我問她為什麼要回來，她就說：媽媽以後你帶我出來，只能帶我到那種單親家庭裡面去。有母親的家庭，不能有父親的家庭。
兒子呢，對父親的思念是不一樣的體現，兒子經常對我說，媽媽咱們家來了阿姨啊，都是女的，能不能來一個叔叔呀、男的呀，到咱們家裡來。這也提醒了我，如果是兒子在上興趣班的過程中，遇到了女老師，他是不太願意接受的。我都會想辦法換成男老師。我想孩子可能真是需要父愛的那種感覺吧。所以每每想到這些一幕一幕的事，我就說我必須要堅持、必須要堅持，還高智晟一個自由。
海外的幫助
高智晟在中國受到中國當局迫害的事，美國官員人盡皆知。耿和表示：二月份我到DC參加聽證會，在聽證會的前兩天見了十幾個國會議員，進了他們的辦公室，給我的感覺特別的溫暖，像家的感覺。他們每個人見到你的時候第一個就是給你很熱情很真誠的擁抱，向真正的家人。在中國，我的家裡面就是個監獄；在這兒別人的辦公室卻像溫暖的家，非常的溫暖。
我告訴他們高智晟的事，他們就說：我們全都知道，我們每個月都有他的案子，這事我們必須要做，但是事情的結果呢我們沒有看到往好的方向發展。當我告訴他們高智晟的事時，他們會和我一樣的流淚，這讓我非常感動。我記得有一次，一位議員接待了我，他當時就說：現在我們的領導就跟習近平在一起，在開會。你想傳達什麼消息？我說：「我先生沒有錯，要立即釋放他。」他立刻就打電話，但電話打通後他非常遺憾，因為有關高智晟的事沒有被安排到他們的會議中。
這次到DC以後，據說美國這邊提交了一個「釋放六個人的名單」，其中第一個就是高智晟，釋放名單這封信就直接交到了習近平的手裡。我們還在聽證會的時候，聽證的主持人史密斯先生（Chris Smith最關注陳光誠事件的也是他），一直對高智晟的事情非常關注，每一次都是說的比較多。他說「我們一直在做，我們一直在做」。
我有什麼樣的需要都告訴他們，他們都安排去見更高層的人。記得我在華盛頓時，每次都有記者前前後後陪著我，他們盡職盡責的報導高智晟這個案子。這些都讓我非常感動，就是你把要求提出來，他們就會去做。只是提上去後，結果並不一定如我們所願。
結語
耿和表示，高智晟曾對她說過：在中國大陸任何個體想要堅持良心，尊重人的普世價值和共同價值去努力，是非常困難和危險的。她希望透過任何機會呼籲外部文明世界的人關注中國，給中國人權戰士們以更多的幫助和支持。她說：「對於那些在寂寞和黑暗中擔當的勇士們，這種必不可少的幫助和支持，不僅是中國人權事業走向光明的力量組成所在，同時這種幫助和支持所釋放出的人性的光輝將照亮著中國人權事業前行的路和人權勇士們的心！」
高智晟，一個勇敢、堅忍、善良的維權勇士，一個按照良心做事的人，一個頂著殘酷迫害依舊不屈的生命，被迫消失在家人的溫暖之外，也消失在公眾視線外。在遙遠的新疆監獄裡過著不為人知的生活。而中共當局似乎打算永遠掩埋高智晟，在百度上打上「高智晟」三個字，得到的搜尋結果是：一條信息也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