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提出「不做官」是針對「讀書做官」的思想而發(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清末民初，習慣勢力還把學校教育當成變相的科舉：「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讀書為了做官。而所謂做官，就是政客黨棍和軍閥官僚。當時讀書人或文人心裏都有一個算盤：哪一級的學堂畢業，等於哪一級的科舉功名：小學堂畢業被當作「秀才」，中學堂畢業被當作「舉人」，大學堂畢業被當作「進士」 一千年前宋真宗的《勸學詩》云：「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迴盪在文人心靈深處。「學業」成了一種做官發財向上爬的梯子。
蔡元培的「八不主義」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針對這種「讀書做官」的思想而發的。他當了北京大學校長以後，組織「進德會」以身作則，實行「不賭博、不嫖娼、不納妾、不做官」等準則，把腐敗的官場與賭場、妓院、鴉片館歸為同類，把出賣人格、投靠軍閥的政客比作賭徒、嫖客和鴉片煙鬼。這對於專制政體的深惡痛絕，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在蔡元培校長的人格感召下，北大師生紛紛簽名參加「進德會」。從北大的用人、開課等實踐過程中，學生們逐漸懂得了，原來北京大學畢業並不等於科舉的進士；學術並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學術就是學術。為什麼研究學術呢？一不為做官，二不為發財；首要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這就叫「為學術而學術」。北大學生們逐漸知道，新的知識階層最大目標是在科學文化上有所貢獻。
「不做官」、不當政客黨棍和軍閥官僚的戒律，對學生起了良好的影響。蔡元培校長來北京大學之後，以身作則，大力提倡「不做官」，把追求真理的「學術」和追逐烏紗帽的「做官」分開。也可以說北京大學這一風氣的根本改變，開始破除當時北洋軍閥政客的社會基礎。這是很重要的一大變革。
蔡校長又提出「教授治校」，即實行校園民主。由教授互選評議員組成「大學評議會」，為全校最高審議機關（以教授五人選舉評議員一人），評議會對於各種提案的爭辯有時很激烈，最後投票表決。通過民主程序，決定校園重大問題。
在蔡元培校長主持下，北京大學不斷完善民主改革。1917年設置四科（文理法工）學長；1919年3月設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後改設三院，即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學系直屬學院，各設主任一人，由該系教授會選舉產生。這個「校園民主」的優良傳統一直延續到40年代的「西南聯合大學」，貫穿30多年，經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