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不應該在原地打轉，經濟發展問題已經無法靠經濟改革本身來解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經濟改革已經無法解決現在的經濟問題。更不能靠「運動」來治理經濟，我們在很多經濟領域還在搞「大躍進」和「放衛星」，這樣的結果，只能是製造更大的經濟災難。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功夫在詩外，經濟改革需要以社會改革和社會公平為突破口，重新進行設計。
我們迫切需要重塑經濟改革的目標。這個改革的目標，既不是過去的效率至上，也不是過去的一切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更不是只問經濟增長的結果而忽視經濟增長的方法和路徑，我們需要的是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所有人都受益的經濟增長。我們不能再搞國富與民富的對立，不能再為了追求國富而犧牲民富，更不能為了經濟增長而不顧社會公平和市場倫理。國企不應該成為通貨膨脹的幫凶，更不應該成為民營企業的殺手。我們應該以「藏富於民」的理念重新構建國企的改革目標，讓國企成為社會分紅的基礎，透過給民企減稅等方式為民企創造好的營商環境。
中國經濟改革正確的路線圖應該是在公平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而這個「富」不應再被掠走，而是藏富於民，並且讓富裕起來的老百姓能夠得到政府「以民為本」的公共服務。我們要透過有效的預算改革，把錢花在民生保障上。讓老百姓無需再為看病、上學、住房、養老發愁，讓老百姓放心地把錢花在其他消費上，以此拉動內需。
我們希望能夠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這些人擁有大部分社會財富。同時，透過這些人形成的強大購買力，為民營企業提供強勁的利潤增長點。企業賺錢後，就能雇更多人、發更多工資，然後這些錢又回到中產階層手中形成又一輪購買力。這樣，無需政府大舉投資，經濟就會按照它自己的規律實現自我平衡，進而持續發展。
我們需要建立全新的經濟治理方式。政府不能過分干預經濟，不能成為市場的主體和參與者，干預多了就變成了政府在辦市場，這樣的市場只能是越辦越糟，越來越不像市場。政府要做的就是營造好的公平的營商環境，尤其是知識產權執法、反壟斷執法等方面。如果這些做不好，就根本不可能調整好結構，更談不上創新。
為什麼我們的食品安全問題頻頻發生？就是因為我們的思路是錯的。在現有經濟治理的思路下，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治理只能淪為運動式的整治，這背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現有的經濟體制裡，只有零碎的物價部門、工商部門、衛生部門、食品藥品管理部門、稅務部門，缺少捍衛市場秩序的社會目標。我們更習慣把社會上的事情當成政府的事情來抓，而不習慣把市場上的事情還給社會自己來管理。我們應該鼓勵這些無良企業的內部員工，像美國那樣能用《吹哨法案》來檢舉、揭發自己的企業；我們應該允許社會自己成立民間組織，關注和調查食品安全問題。與此同時，我們應該鼓勵老百姓和民間消費者團體參與制定產品標準，而不是任由企業綁架產品標準，我們更不能期待通過幾次「運動」就能把公平的市場秩序建立起來，政府的角色應該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
我們的分配政策也是如此。我們總有計畫經濟的思維，政府一看居民收入不高、內需不振，就要求調整分配，不斷提高最低工資。這種漠視經濟基本規律的結果就是沿海製造業企業痛苦不堪，少數有實力的企業向內陸轉移，以此逃避沿海地區不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而大多數企業只好無奈地裁員。我們這種靠政府來建立工資增長機制的思維是完全錯誤的。這樣做的結果，是收入差距被拉得更大了而不是縮小！我告訴各位，我們看到的所謂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做法完全是錯誤的。首先應該做的是，也是政府能辦到的，就是全面提高和做實公民的「隱性收入」，全面做實社會保障制度，讓老百姓不花錢或者少花錢就能夠看得起病、養得起老、上得起學和住得起房。其次是降低企業的稅費，讓企業有錢給給員工多發工資；再其次，就是創造好的公平環境，降低地價和地租，促進位造業和服務業的全面振興。至於企業如何振興和創新，那完全是企業的、市場的事，你政府再怎麼投入也沒用，你還不如把這些錢投入社會保障領域。
我們的證券監管部門也在犯同樣的錯誤。我們一提嚴刑峻法，就好像等於證監會要勤政吏治，搞幾次運動、抓幾個典型。可是這樣做真的有效嗎？學術界對全世界49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研究發現，證監會這樣借公權力執法，對資本市場發展基本沒用。而有用的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強制上市公司披露的越多越好；另一個是私人投資者，包括機構投資者，能基於虛假披露或者欺詐披露到法院起訴的立案門檻越低越好。
就拿重慶啤酒案來講，一個賣啤酒的去搞疫苗，而且從頭到尾都沒有好好披露。證監會只是琢磨怎麼修改披露規則，根本就沒有考慮怎麼事後問責。各位想想看，如果我們給予投資者足夠的權利保護自己，支持大成基金把重慶啤酒管理層告到法院去，同時也支持大成基金的基民把大成基金管理層告到法院去。然後，給這些公司開出天價罰單，那別的上市公司還敢瞎玩兒什麼礦業概念、新能源概念嗎？
所以說，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邊緣。而我們下一步要思考的是，如何化危機為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