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五帝時期帝王修道，帝位有德世襲，缺德讓賢；到東周戰爭勝利靠兵不厭詐。東漢太平道興妖謀權。魏晉玄學衰微後道家吸納佛教。儒家孔子傳出君子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士大夫修養，孟子傳出民貴君輕的仁政思想和不淫不移不屈的匹夫品格。禮教的仁義道德有《周易》64卦386條義理，沒有佛教「戒定慧」簡易可行。儒學在兩宋成了「格物致知」的履行式倫理學。清朝洋務運動埋下科學教、民主教的種子。民國的自卑儒生太多，把實證技術和民選方式當成了宗教信仰，與儒家的「禮法刑律」心法治國的正統背道而馳，從1916年到2012年，僅僅97年年，禮儀之邦的人就坐著叉開腿、看電視摳腳丫、叼煙像流氓。道德是一切的底子，包括民主的。民主制是階段性的，是共和制的退化階段，再退就是寡頭假貴族制與僭主真獨裁製。
中華傳統文化根基是道家修煉，黃帝、顓瑣、帝嚳、堯舜五帝時期是帝王修道，帝位有德世襲，缺德讓賢；夏、商、週三代時期帝王以神功作戰，到東周就幾乎無功能，靠兵不厭詐的智術謀取勝利。東周以後直到清朝，道家修煉轉入士階層，儒、墨、法、兵、農、陰陽等春秋戰國百家諸子，都屬於廣義的道家。法家的法治強兵精神和墨家的兼愛非攻精神後來去了羅馬。儒、兵、農、陰陽家一直在中國承傳。雜家是學問集合，非修煉。諸子百家還有一個史家很少提及，這一家為記下真實事件不懼殺頭、閹割，到三國陳壽後也逐漸失去修煉。
可以說，中國文化的主根就是由炎黃而老莊的道家，由帝王而庶民，甚至奴隸（例如夏朝末年的伊尹），都有修煉的，衍生出各種職業，一開始都是明勞作、暗修煉，所謂中隱隱於市，比如工匠墨子，木匠魯班等。東漢醫家術士張角弄出太平道謀取政權，就走上邪道，史家稱妖。道術興妖謀權，是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東漢的事。玄學衰微後道家吸納佛教。
儒家是三代道家（修三易──連山、歸藏、乾坤）衰微後，孔子傳出君子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士大夫修養，孟子傳出「民貴君輕」的仁政思想和「不淫不移不屈」的匹夫品格。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簡易的仁義道德。仁，是以長待幼的一顆憐愛心，落實在行動上就是不容辭讓的義（即當仁不讓），二者共同的基石是道家真人修煉，從直言不諱、以直報怨做起，因求真而方正不阿，在厚德載物的寬容德行中得道成真人，無洞天成游神。
跟儒家《周易》64卦386條義理（包括「群龍無首」和「亢龍有悔」）相比，佛教修善之「戒定慧」的法門則簡易可行的多，如來佛信仰就這樣逐漸被儒家、道家（通過魏晉儒家）包容。這也充分體現出中國由道家而儒家的「忍」的品格及陰柔氣質。這種由內而外、威而不露、剛柔相濟的精神是西來佛教（包括有印度教因素的密宗）、基督教沒有的。看書寫格式，西方是橫寫，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一路足球似的進攻，贏球笑輸球哭；中國則是豎寫，由右而左，由上而下，講究的是陰陽平衡的男女、等級的仁義倫常與共和理性。
更簡單地說：中華傳統一個字概括為《易經》之「易」，上「日」下「月」的天體運轉之道；兩個字概括就成了《道德經》五千言的「道德」，道生德，德行道。三個字概括就是以「三才」為名的由下而上的「地、人、天」三道，人道居中謂之中庸。中庸之道在孔孟那裡還是正經的修煉，隱蔽著在修，到了荀子摻進老莊道家的學問，就成儒學了。儒學在漢武帝之後成了國學，習儒的史家班固似乎還有修道的影子，兩宋儒學基本上是「格物致知」的倫理履行學，明朝王陽明以儒家心學「致良知」略帶了一些修煉（在清朝為曾國藩承傳）。
而中國也正是從曾國藩湘淮兩軍辦洋務起開始有了西方的子彈、炮彈式槍炮製造業，開始有了鋼鐵製造的船艦。清朝由此贏了洪秀全，卻埋下了民國以「科學」和「民主」為主義（即無神論者的科學教、民主教）的種子，自卑由「器物不如人」一路潰敗到啥都不如人。這就是中國文化內部一直有的一種否定傳統的傳統，例如儒生李斯否定儒學而投入法家。
由於戰國就有了這種自卑儒生的邪統，所以當魯迅1918年一聲「禮教吃人」的瘋子狂叫，就把1905年廢除科舉制之後儒生中忍耐力差的人叫得心顫喉痒，沒忍住的人就跟著喊了，尤其商家、官家溺愛的女兒，如許廣平之類喊得歡。這就是中國現代民主的老鼠屎。
儒道互摻，到宋明時期成了純粹的學問之後，問題就嚴重了：科舉答卷似的考試就越來越重要了，道德品行倒變成次要的了，《紹興師爺》中德才皆不如方敬齋的董瑞卻因為世故圓滑官升至一品，才高八斗、直言不諱的方做七品縣令都舉步艱難。也就是說，曾國藩之後晚清確實唯有「以權力遏制權力」的立憲政治的窄路可走了。
儒家以禮為法、刑律輔助的心法治國之路是一條寬路，從周公制禮奠基到孔子講仁潤滑，這條儒家路走了足足3000年，除15年的秦朝之外，由周而清，國家無論分裂還是統一，地區無論南北，只要是漢族或者被漢化的民族（例如鮮卑、滿族），都是禮法刑律的治國路。以禮法刑律治國，確實難免壞人當道。壞官當道換個皇帝就拿下，壞君當道暴動政變都可拿。
這就是中國從周朝到清朝的路，在禮法刑律上，中國似乎步步佔先，即使文字所載的共和也在西周國人暴動後就出現了。這說起來讓我這個曾經的全盤西化者鬧心，卻只能面對。
而中國的憲政路從清朝1907年宣布預備立憲算起，到今年也才105年，臺灣由於有日本50年管制，避過了害人的新文化運動，有儒家道德倫理的底子，故而由蔣經國終結黨禁。而新文化運動在大陸鼓吹缺德，從1915年底到今年底還不足100年，人就沒有禮教的憐憫、羞恥、辭讓、是非的心法約束了，成了我曾經在小說中所說以樓廈為叢林的新原始人：看電視摳腳丫。當年跑到延安去的趙樹理、賀敬之、丁玲、江清等，我猜想就屬於這類現代文人，如果還不夠現代，就要在運動中改造成這種黨要的現代化文人，改造不了的就囚禁或處死。
就是這樣的一批對傳統極具破壞性的文人，掌管著延安時期、山寨國初期、大文革時期的宣傳，這些男女的嫉妒心極強、言行粗俗（或以粗俗為革命徹底），坐著叉開腿，叼煙像流氓，全無在英國創建立憲君主制、在美國創建共和民主制的新教徒的公民道德，鬥輸了就甘當奴婢，例如丁玲、江清。簡而言之，道德是宗教、哲學、政治等一切的底子，包括民主的。所以，我曾經撰文《呼民主不如喚道德》，大意是：有公民道德的人到定數就民主了。
而中共極權專制的逆淘汰機制下，無惡不作的流氓只要在黨中央有三分之一，在政治局有一個，跟蘇俄布爾什維克（聯共）一樣，形成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寡頭制，全民就會成為政治運動員，沒有起碼的職業道德和家庭倫理。這種寡頭制再壞下去就是斯大林、毛澤東獨裁的僭主制。民主制的現代形式基本就是立憲君主制和共和民主制兩類，其它都是變形。依照政治學始祖亞里士多德的論述，民主制是階段性的不是歷史性的，是共和制的退化。這已被西方從希臘城邦制、羅馬共和制及文藝復興運動與中國辛亥革命後的世界歷史所證實。
用現代人的話來表述亞里士多德的意思：民主制不是個好東西，但相比最壞的僭主真獨裁、次壞的寡頭假貴族制卻最好，多數公民已缺德，被私利操控，再壞就是寡頭制與僭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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