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今年在「倒薄」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像當年江澤民處理陳希同、胡錦濤處置陳良宇那樣，罪名一經公布就百鳥息聲。雖然師法「文革」那種層表態的的故伎，「倒薄」還是遇到了「紅二代」的強大阻力與民間的公開反對聲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園聚會廣播、寫公開信、聯名信、在網上匿名發文的方式來聲援薄熙來並譴責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來複雜，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羅織的意識形態陷阱。
謂「意識形態陷阱」？
共產黨統治與歷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權不同。世俗政權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識形態規訓國民。共產黨統治既禁止獨立宗教，還用意識形態規訓國民，從這點來說，共產黨政權比所有的世俗政權更接近神權政治。
中國在毛時代，用的是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規訓國民；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大一統的格局無法繼續，對思潮與理論之爭，缺乏理論興趣的鄧小平，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種種麻煩，下達「不爭論」的禁令，對毛的功過採取「三七開」評價，中國從此失去清理毛澤東極左思想的機會，以後的江澤民與胡錦濤無論資望與能力根本無法與鄧相比，只能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及胡錦濤在第二任期內勉強成形的「科學發展觀」放在一起，成為「毛鄧三科」，成為黨內奉行的「理論」經典，高校學生的必修課。
但是「毛鄧三科」就其思想內核來說，並無繼承與發展關係。比如毛澤東思想當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鄙視知識份子、過分拔高工農的地位及其對社會的貢獻；而鄧小平當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棄階級鬥爭，提高知識份子的地位與作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實質作用就是在工農等階層日漸邊緣化的時期，為中共重新構建社會基礎，形成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三者的聯合。鄧、江的「理論」，正好與毛推重工農的「理論」成相反之勢。
至於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則純粹是一些空話的羅列，甚至不代表胡錦濤本人的真正政治傾向。因為胡錦濤在其第一個任期內是通過朝拜西柏坡、回延安並主張「以德治國」來彰顯其思想傾向，後來大概發現這種政治上的左與經濟上的右實在是無法融為一體，才改為不知所云的「科學發展觀」。
這些主張相反的理論放在一起，構成了一個中共並未認識其危險的意識形態陷阱。
乘時而動的「毛左」
在中央權威強大之時，最高領導層能壓制住各種不同聲音，這些矛盾就不顯化。但到胡錦濤統治時期，由於各種社會問題日益突顯，「意識形態陷阱」造成的各種麻煩就日益顯露：最開始是鄭州等地的下崗工人藉著推崇毛澤東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經常舉行小規模集會；接著就是「老左」與「新左」合流登臺，用不同的語言闡述對毛時代的嚮往。毛時代被打扮成了一個平等、沒有腐敗、工農與人民當家作主、在國際上地位很高的時代。這些人的信仰真誠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著「毛左」旗號的人是看準了毛澤東思想的政治保險性這點卻確鑿無疑。他們想的是：這是你自家供在神壇上的理論，我們藉著它說事，你總不能說我們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這時候，「意識形態陷阱」開始顯露其作用。對於「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後出生的70、80兩代青年來說，中國教育的洗腦式政治學習讓他們無從辨別有關毛澤東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們由於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的雙重失落，有意忽視毛時代普遍貧窮、思想嚴厲管制、血腥鎮壓政治異己的事實（包括三年大飢荒在內），以毛為符號的「紅色文化」開始在中國粉墨登場。一幅根據俄國列賓名畫「不期而至」的油畫被改成「毛主席意外歸來」，那畫面上的人物沒敢將政治領導人列進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國勢力、資產階級與他們的知識界代言人。
胡錦濤面對「重慶模式」的尷尬
在商務部長任上還一副洋務派作風的薄熙來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在重慶利用「唱紅打黑」，開始了他的「問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與很多人不同，很多人認為，身為政治局委員的薄督到重慶，只是其「入常」前的一個驛站。我認為，正是因為薄熙來「入常」無望，才開始「唱紅打黑」。「唱紅」是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黨（紅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澤東政治地位的正統性，「打黑」則是政績與掃清地盤的需要。
薄熙來所代表的其實是一批不甘心父輩奪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進而毀於一旦的「紅二代」。他們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輩追隨毛澤東創立了紅色政權，要肯定這位黨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績。他們對現實的解釋基本上是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拿著民生做幌子，而現任領導的難處在於：既要承認毛政治遺產的合法性，又要承認鄧政治遺產的合法性。鄧的「不爭論」只是換得了黨內暫時的安定，卻留下一個意識形態陷阱。一旦這兩份遺產被兩撥具有不同利益的黨內勢力用作鬥爭工具，那就無法再維持黨內的安定團結了。薄黨挑起的黨內鬥爭實際上是讓中共陷足於其中，從此中共內部的意識形態分裂將無法掩蓋彌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採取刑事定罪而迴避路線鬥爭，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這一「意識形態陷阱」將使他們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