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磚橋——記上世紀六十年代高校清洗「反動學生」運動
前言
上世紀有關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人們知道得已經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紀60年代，中共還發動過一場全國性鎮壓反動學生的鬥爭，全國各地約有500名大專院校學生，如右派一樣被揪出批鬥，之後押送到勞改基地「兩勞」——「勞動考察」或「勞動教養」。筆者即是當時上海33名戴帽「反動學生」之一。
50年代末，反右結束後，接踵而來的是「大躍進」，結果是大飢荒席捲全國，哀鴻遍野。於是有部分大學生勇敢地站出來上書中央，質疑「大躍進」，並批評「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高教部因而認定高教領域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少數學生思想、立場反動，對黨的猖狂進攻程度「已經相當於、甚至超過反右鬥爭中的極右份子」。毛澤東指示對這一小撮「政治反動」的學生「必須抓緊時機，通過揭露與批判進行嚴肅處理」。不久教育部向全國高校下達對「反動學生」實施「兩勞」的試行辦法；全國各地高校立即開展起揪鬥「反動學生」的「群眾運動」。
一、押送磚橋
1964年夏，我就讀的某師範大學開始貫徹中央指示，開展對「反動學生」的批判和清算。入夜，各系梯形教室燈火通明，師生們「同仇敵愾」，聲色俱厲地批鬥站在會場中央的「反動學生」，其火力、聲勢，比批鬥右派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是當時該校被揪出的23名「反動學生」之一，禍端是我在日記中寫了《基督山恩仇記》的讀後感，對「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人生哲學欣賞備至。有同學偷窺了我日記，密報給政治輔導員潘毅，潘指控我「仇恨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復仇主義者」，於是組織全年級師生批鬥我4場；之後我被判勞動教養3年，押送農村改造。
同年11月12日，由市高教局統一組織、押運，來自上海交大、復旦、同濟、華東師大、師院、外語學院、一醫、二醫、中醫、化工、華紡、水產、海運和機電專科等高校的10餘名「反動學生」來到市郊泗聯公社的磚橋大隊，接受「兩勞」。此後陸續又有10餘名「反動學生」被遣送到磚橋。為便於管理，一年前安置在崇明島「兩勞」的「老反動學生」也一併轉移到這裡，於是「反動學生」總數達33人。「磚橋」由此也成為遠近聞名的「反動學生」「兩勞」基地。
我們33人共同的罪名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三面紅旗，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反動」；但具體情況各不相同。如：復旦大學的季致遠，被指控「全面、系統地為蘇共修正主義路線辯護，拒絕放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立場」；交通大學的柳正，因向政治輔導員交心，陳述對「九評公開信」的看法而獲罪；外語學院的堯善元因撰文同情右派遭遇、批評共產黨被告發，手稿、日記被繳獲。
還有的難友僅因一時失言而被控思想反動，如師大的胡樺在反美援越示威遊行時不慎喊錯口號，將「抗美援越」呼喊成「抗越援美」，被上線上綱，成為打擊對象；化工學院的姜大維在同寢室同學談到毛澤東發福、腹部圓闊時，戲言了一句「可以點天燈了」，因而被指控「惡毒咒詛偉大領袖毛主席」，遭到反覆批鬥。他們倆本來可免除處分，但為湊足「打擊面佔學生總數千分之三」的指標，被湊數為「反動學生」。最令人不解的是，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第二醫學院學生封育都，因始終未摘帽、留校待分配，也被送到我們這裡勞教3年。當年他已36歲，年長我們十幾歲，誰也搞不清他究竟算是右派，還是「反動學生」。
我們這些「反動學生」中，屬應屆畢業生的，暫緩分配工作；屬在學學生的，一律停止學籍。全體「反動分子」，按「惡行」輕重，分別被判處「兩勞」兩年或三年，每月發生活費19元、24元或29元不等。處分期滿後，按各人「服刑」表現，准予畢業分配或恢復學籍；堅持反動立場不思悔改的則予以開除學籍，移交公安機關法辦。
為監督我們的改造，高教局調配三名政工幹部常駐磚橋負責「管理、教育」我們這批「反動學生」，並撥款建了五間一套、磚木結構的「兩勞宿舍」，以方便對我們統一監視和管理，其中最寬敞的一間，管教幹部用作辦公室兼宿舍。
二、艱辛改造
我們被押送磚橋後的第二天就開始勞動。我們這些莘莘學子，被要求像強勞力那樣挑擔挖地、耕田施肥，艱辛苦痛可想而知，然而我們必須咬緊牙關拚命干，因為我們被告知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洗淨心靈中的污穢；勞動表現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壞的標誌。通過兩三個月的艱苦勞動鍛練，我們33個「反動學生」個個練就一手好農活，從挑稻、挑糞、挑河泥、挑豬塮，到趕牛耕田犁地、開溝排水、拔秧栽秧、搖船掌舵，無一不會。三夏農忙季節，我們在烈日下一天勞動十六七個小時，全身晒得漆黑，衣褲浸透汗水，擰乾後汗水居然可盛滿一臉盆……
如果「兩勞」僅僅是繁重的體力勞動，我們還挺得過去，但使人不能忍受的是誅心的心靈折磨。每日收工之後，我們必須進行政治學習，不是在燈下讀「毛選」，就是學習黨報刊社論，聯繫思想實際批判自己，深挖反動思想的根源。每年還有一次思想改造鑑定會，每人事先寫好思想改造小結，在鑑定會上宣讀，然後由難友們講評，彼此揭發，政工和管教幹部最後表態，作鑑定，整個過程需體現「樹立標兵、團結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的原則。
首次思想改造鑑定會，在我們到磚橋半年後舉行，3個「頑固不化、抗拒改造」者遭到嚴厲的批判與鬥爭，我是其中之一，因為有改造積極份子揭發我，在習「毛選」時間，躲在蚊帳裡讀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這說明我抗拒改造，蓄意籌劃向黨、向無產階級復仇。我被告知要從頭開始改造。
三、文革開始了
1966年文革爆發；毛、劉兩大司令部殊死搏鬥，神州大地腥風血雨，狼煙滾滾。但是我們勞改基地卻平靜如常，該年底我們「兩勞」已有兩年了，33個「亞囚犯」已有一小半處分期滿，按市府規定，應該解除處分、或恢復學籍或分配工作了。但兩三個月過去了，沒有絲毫動靜，我們要求領導給個說法。高教局負責改造「反動學生」的陳秉圍處長專程來到磚橋給我們「訓話」，強調我們的「罪行」屬敵我矛盾，政府念我們尚年青，才寬宏大量，未訴諸法律，按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處理。他還聲色俱厲地說，我們這些人的反動思想根深蒂固，必須痛下決心，紮紮實實勞動、改造一輩子。最後他告誡我們：牢記自己的「反動學生」身份，不得參與文化大革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至於何時解除處分，我們想都不能想。
這番「訓話」後不久，高教局突然又來人，宣布對外語學院的周森根加重處分：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交群眾監督勞動。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猶如晴天霹靂，讓我們目瞪口呆。周森根原是外語學院德語系的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夕曾向政治輔導員「交心」，坦承自己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篤信並擁護三民主義。當時正值高校揪拿「反動學生」，周森根因而獲罪。遭批鬥後，他精神失控，譫囈不止，被送入精神病院，病情稍好便被押送磚橋，勞教3年。「勞教」期間他比任何人都更服罪、更賣力地勞動，迫切希望早日解除處分。為贏得管教幹部袁圓芳的好評，他主動交待「余罪」，稱1962年蔣總統宣布反攻大陸時，他寫過一部電影文學劇本《陸游傳》，借「王師北伐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愛國激情，抒發苦盼三民主義重返大陸的情思；並將劇本原稿上繳「組織」，以示真心悔改。袁圓芳曾當眾表揚周森根向組織暴露思想、真誠接受改造，要我們向他學習。不料時隔兩個月，袁圓芳突然翻臉，請示高教局後，在大會上宣布，以「仇恨共產黨、期盼國民黨復辟」的罪名，將周押回原籍，改造終身。儘管會上沒人發言，但人人都明白：此舉純屬「殺雞儆猴」。
四、上訪
在文革中，我們瞭解到：因當時鬥爭的需要，處分「反動學生」的政策已被中央文革小組廢棄，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鎮壓學生運動的決沒有好下場」。各地高教部門，包括北京，均已認識到，當初對異議大學生「兩勞」確有不當，因此主動予以糾偏，解除受害學生處分，並安排工作，「兩勞」據點也隨即解散，但唯獨上海市革委會按兵不動。
於是我們33名「反動學生」，組織起來，推舉復旦的「季兄」季致遠牽頭，揭發改造基地黑幕，為爭取人身自由和工作權利奔走、呼告，尋求正義和支持。但是我們的努力四處碰壁。走訪市革委會，接待幹部冷冷地回答：「你們認為自己改造得如何？」然後丟下一句「回去等答覆」，便拂袖而去。派代表到北京上訪，沒等說明來意，就被接待幹部劈頭打斷話頭，並派人立即把他們送上回程的火車。
此時，袁圓芳一反常態，頻頻往返上海——磚橋，天天陰沉著臉，目透凶光，殺氣騰騰。數天後，幾位難友從上海市區回磚橋，帶來可怕消息，各大專院校都拉起巨幅橫幅：「迎頭痛擊反革命翻案風！」「堅決鎮壓以季致遠為首的磚橋反動學生！」一場浩劫在所難免！
五、血腥清算
三天之後，1967年8月18日，一個盛夏的下午，由上海各高校七八十名紅衛兵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聯合鎮反兵團」分乘多輛大卡車開赴磚橋，揭開了所謂的「鎮反」的序幕。
紅衛兵搭起了毛澤東思想宣講臺，向圍觀的群眾宣講這裡的「兩勞」犯如何翻案復辟、猖狂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我們的難友、外語學院的柏寧湘上前想與之辯論，還沒說三句話，便挨了一頓暴打。兩個紅衛兵用軍用皮腰帶，對準柏的頭部和前胸猛抽。交大的柳正上前論理，他一米八幾的個頭，居然被對方摔了個大跟鬥。
暴力開路。誰回嘴就挨耳光、挨皮帶，直至嘴角淌血，皮開肉綻，血痕連連。當晚，「鎮反兵團」在打穀場上召開「迎頭痛擊反革命翻案風」的群眾大會。幾個積極參與上訪的難友，「一」字跪在臺前。兵團頭頭揮舞「紅寶書」，聲嘶力竭地列數我們的罪狀。此狀況下，多數難友違心上臺揭發「頭頭」的「罪行」。季致遠是眾矢之的，他胸口掛牌，被勒令跪在其餘四個「黑干將」之前，跪得直挺挺的，一旦臀部貼上小腿，就挨上重重的一腳。面對揭發，季致遠如果沉默，就是「負隅頑抗」；如果聲辯便是「反攻倒算」，接著就是一陣皮帶、皮靴。一個稚氣未脫的小個子紅衛兵衝向前臺，一皮帶頭砸在季兄頭上，季頓時血流如注。周圍人群一陣驚呼：「要打死人了!要出人命了！」
早在批判會開始之前，外語學院紅衛兵頭頭柯某、杜某便揚言「開開葷」，「非打斷季致遠一條腿不可」，「讓他終生拄枴杖」。此刻，柯某、杜某正要上前施暴，卻被身後的怒喝鎮住——磚橋大隊黨總支書記蔡仁明和農革會的書記劉伯余走到前臺，雙雙用身體護住季兄：「要文鬥，不要武鬥！」蔡書記更是義正詞嚴地正告紅衛兵：「既然上海領導把大學生（這裡的社員從不稱我們為「反動學生」）下放在我們磚橋，我們貧下中農就得負責到底！誰要動武，我們不會撒手不管！」剎時會場一片寂靜，紅衛兵和當地民兵兩軍對壘，虎視眈眈，一場武鬥迫在眉睫。此刻，復旦大學紅衛兵領隊殷某快步奔向前臺，大吼：「季致遠罪大惡極，罪該萬死，押回校，交革命師生批鬥！」於是復旦紅衛兵將季兄從地上架起，拖到公路邊，攔了一輛大卡車，把他押送回覆旦。
事後得知，復旦「鎮反兵團」是溫和派，主張文鬥，反對暴行。因此，殷某在關鍵時刻，找了個堂皇藉口，「劫」走了季致遠，保護了他。
六、可殺而不可辱
而我的遭遇要悲慘十倍。當晚，我被五花大綁押回師大；次日，在全校師生大會上遭批鬥。他們當眾捏造了我十餘條罪行，革命師生振臂高呼「天嘯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當夜，以周建平為首的外語系紅四團的八個如狼似虎的紅衛兵，將我押解到兵團司令部「審訊」。周要我老實交待我與季致遠共同策劃的「搶奪管教幹部袁圓芳槍支，準備武裝暴動」的陰謀。這簡直是「豈有此理」！我們從未相信袁圓芳有什麼槍支，我又怎麼可能與季致遠策劃奪槍暴動呢？我開始明白了，「提審」只是個幌子，這夥暴徒施暴成性，常以打人取樂，他們那晚閑著沒事，商量好拿我來「消閒」。那一夜，我遭到這夥暴徒的毒打，皮鞭、棍棒雨點似地落在我前胸、後背。我高聲呼救，但都沒用，審訊室是外語系的錄音室，隔音能力超強。
這群暴徒將我痛打一番後，還嫌不過癮，又想出更刺激的一招：八個壯漢分成兩班，輪著班站在房間四角，一人一拳，把我從一端痛擊到對角線的另一端，再被擊回來。不消幾拳，我就被擊昏。暴徒們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們潑水將我弄醒，測試我的脈搏後，發現我心跳仍正常，抗打能力「了得」，就商量如何進一步對我施虐。我知道這夥暴徒早已喪失最起碼的人性，對我不會善罷甘休。「士可殺而不可辱」，我乘他們商量之時，掙紮著撞開門，衝到陽臺口，縱身跳下樓。應是天意，我居然沒有死，只是左腿大腿骨縱向骨折，流了很多血，被送往醫院急救。救護車的呼嘯聲驚動了師大園，紅四團刑訊逼供的醜聞傳遍全校。為泄憤，周建平等打手趕到醫院急救室，企圖將我置之於死地，但被院方制止。
同晚，我們當中另一名上訪「黑干將」、第一醫學院的的女生鄭曉萌亦因同樣原因跳樓自殺，但未遂，牙床粉碎，臉部嚴重變形，一條腿粉碎性骨折，人只剩最後一口氣……
七、政治賤民
之後，我們32個「反動學生」（周森根已被送原籍）被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即政治上的「賤民」。
1968年，全國開始清理階級隊伍。「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聯合鎮反兵團」再次進駐磚橋，對我們32人進行批鬥，我們被罰跪、鞭韃、勒令相互打耳光，甚至被吊在屋樑上用馬鞭猛抽。機電專科的徐錚因對我們中的一位女生萌生愛意，寫了幾封情書，觸犯了「兩勞期間嚴禁談戀愛」的紀律，被吊在打穀場邊的老槐樹上毒打。他因拒絕認罪，又被五花大綁推到公路邊，跪在公廁旁，一天不給吃喝。
1969年夏，毛澤東指示：要落實政策給出路。當時，全國各地早將勞改的「反動學生」送回各院校，並且大部分人得到安置。唯獨上海革委會例外，因為他們擔心翻舊帳，追究責任，因此遲遲不給我們安置工作。
同年秋季，為解決城市人口惡性膨脹，中央提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將大批市民趕到農村落戶。上海革委會抓住這個時機，藉口執行中央指示，給我們超期「兩勞」的人解除了處分，並安排：除個別「改造尖子」外，我們絕大部分人被開除學籍，作為無業人員送回原屬市區，再由上山下鄉辦公室統一安排，與閑散人員（絕大部分是四類分子及家屬）一起送到安徽農村落戶。我左腿致殘，只是勉強能行走，根本無法務農為生；我要求給予照顧，留在上海就業，但被回絕，因為給我的政治結論是：「罪行嚴重，且抗拒改造，屬敵我矛盾性質，暫不戴帽（即帽子拎在群眾手裡，如拒不悔改，隨時可以戴上），交群眾監督勞動，以觀後效。」
同年年底，我與其他12位上海籍難友被驅趕到皖南、皖北農村落戶，以務農為生；而外籍的難友統統被趕回原籍，自謀生計。大家個個謀生艱難，連溫飽也難以維持。姜大維回原籍後，下放農村十餘年，後上調常州，謀得一份為雜貨鋪拉板車送貨的工作，竟欣喜若狂，千恩萬謝給他介紹工作的「恩公」。我在安徽農村干了兩年農活後，有幸被生產大隊聘為民辦小學教師；太太跟我在同一大隊落戶，在大隊裡做赤腳醫生。夫婦倆都是拿大隊工分的，都不用下田作體力勞動，羨煞生產隊的小青年，我聽了惟有苦笑和感嘆。
與我相比，好幾位難友的境遇可謂悲慘至極，令人唏噓。徐錚「兩勞」六年，飽受虐待侮辱，被送回浙江老家後不久就患上肝癌，因沒錢治病，最後全身浮腫，含恨與世長辭。正是：「貧歸故里無生計，病臥家鄉死亦難」。二醫的老右派封育都因老家無人，被校方踢來踢去，硬是不給安排，最後精神失常，不久便突然逝世。周森根回鄉生活了幾年，靠養豬種菜為生，精神病時好時壞，反覆無常，不幸英年早逝。臨終時，他喃喃自語：「我是主動交代的，為什麼……」他沒能把話說完。
尾聲
告老退休後，我曾單獨赴磚橋一行。舊地重遊，匆匆過去四十載；滄海桑田，物換星移，磚橋面貌已改換一新，我根本無法辨認。原來的「兩勞」宿舍早已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穀倉。當年季兄被紅衛兵毒打的谷場，也已翻造，唯有那棵老槐樹依然屹立在那裡，作為歷史見證，徐錚曾被綁吊在它那粗壯的枝杈上毒打，如今還可找到隱約的血跡。我相信這棵古樸、蒼勁的老槐樹一定願向我們的子孫後代講述這裡曾發生的事：我們33個青年學生的劫難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