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今古文之爭是漢代始興的儒學內部的一場派系鬥爭。作為學術發展不可缺少的備件之一,學術流派之爭也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耐人尋味的是,經今古文之爭卻是曠日持久,長達兩千餘年,自漢代起一直波及到清代末年。且其範圍也遠遠超出了學術論爭。
翻開《辭海》,「經」字的含義有:一是指歷來被尊崇為典範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記載一事一藝的專書;另外則是指舊時圖書目錄中的儒家經典部 分。本文的「經」即:指儒家經典部分,也就是「四書五經」、「十三經」的「經」。古老的經書內容深奧,主要靠經師的傳授得以流傳。經師們除了註釋文字、講 解內容外,還常常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闡述和發揮,由於講授者對經書的理解各不相同,於是,便產生了以經書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經學。
禹碑蝌蚪文
所謂今古文的「文」,是指記載經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古文則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書。
西漢時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 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將經過董仲舒改造過的儒家思想,作為官方認可的統治思想。政府還專設「經學’’博土,負責講授儒家經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 「經」的地位。
東漢隸書《曹全碑》
可是,經過秦朝「焚書」的浩劫,儒家經典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西漢流行的儒學經典多無舊典文本,而是靠倖存的經師口授相傳,由從習經生們記錄下來。他們記錄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漢通行的隸書,屬當時代的「今文」,故而這類經書被稱之為今文經。
秦朝焚書之時,一些儒生冒死將一些儒學書籍藏在牆壁的夾層裡。這些經書到了漢代陸續有所發現。漢武帝末年,魯恭王拆孔子舊宅以廣其宮室,在孔府 舊宅的牆壁夾層中發現包括《尚書》在內的大批藏書。這些藏書都是用六國時代的蝌蚪文書寫的,所以稱為古文經。因為當時識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這些古文典 籍重新問世以後,主要藏於皇家圖書室,並沒有得到當時代人的重視。
第一個為古文經吶喊的是劉歆。他在協助父親劉向校書期間,發現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傳》。劉歆認為《左傳》的價值遠遠超過今文經《公羊傳》和 《穀梁傳》,因此他向朝廷建議將古文經正式列於學官,給以合法地位。但他的這一建議遭到今文經學博土的強烈反對,他們給劉歆扣上了「顛倒五經」、「變亂師 法」的罪名。劉歆的建議最終未被採納,他本人也離開了首都長安。但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經學今古文之爭,則由此開始,劉歆也被稱為古文經學的奠基 人。
從表面來看,今古文之爭主要表現在文字及對經義的理解、解釋的不同。一般來講,解經時,今文學派注重闡述經文中的「微言大義」,而古文學派則注 重文字訓詁;今文學派竭力把經書和神學迷信相聯繫,特別在西漢,今文經學家為迎合統治者的喜好,解經時喜歡摻雜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他們把經學和陰陽五行 相附會,把經書說得神乎其神。古文學派雖然還未能完全擺脫神學迷信的羈絆,但卻反對講災異讖緯,注重實學。
西漢時期,今文經學盛行,當時各經(「五經」、「六經」)博土均由今文經學派把持。西漢末年平帝時期,曾設古文經博士,以與今文經博土對抗。王 莽改制失敗後,東漢光武帝又廢古文經倡今文經,但古文經仍在民間有相當的影響。同時,隨著今文經學研究的日漸走向繁瑣,其影響也日益衰退。到東漢中葉以 後,古文經學崛起發展,並壓倒今文經學。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堪稱大師級的古文經學家,如賈逵、馬融、許慎等人。許慎是賈逵的高足,他集畢生心血寫成《說 文解字》,為古文經學的傳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值得一提的還有著名經學大師鄭玄,他本是馬融的高足,屬古文經學派。但他不拘泥於師說,也兼通今文經,並善於吸收今文經學中的一些學說,從而使古文經學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經學最終壓倒了今文經學。至此,從西漢末年開始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方始告一段落。
漢代的今古文學派之間的鬥爭非常尖銳。從表面上看,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的區別在文字。但從實質上看,它們之間的區別遠遠不止於文字。今文學派在 漢代,特別是西漢時期,受政府支持,屬於官學。古文經則是「在野巨儒」的私學。古文經學也要想爭為官學,以期取得與今文經學相對等的地位,從而打破今文經 學家壟斷學術乃至政治舞臺的局面,這自然為今文經學家所不容。在這裡,今古文經學之爭實際上已遠遠超過了正常的學術之爭的範圍,而成為政治統治的需要在經 學領域的延伸。
東漢以後,今古文經學之爭隨著學術風氣和政治形勢的變化時起時伏。東漢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經佔據優勢。宋代,以懷疑而著稱的「宋學」興起。宋學 一反古文經學的訓詁、傳注傳統,主張直接從經文中尋求義理。這一時期,正統的古文經學告衰。明代,經學進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經學復興,至乾隆、嘉慶 年間,隨著乾嘉學派的出現而達到全盛時期。嘉慶、道光年間,古文經學進入尾聲,今文經學卻又興起。魏源、龔自珍及康有為等人主張變法,他們吸取了漢代今文 經學派主張改制的思想,極力提倡今文經學。隨著清王朝的覆滅,長達兩千多年的今古文學派之爭也隨之消亡。
今古文經學都對中國哲學思想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經今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以明,因經古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文字學、考古學以立,因宋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形而上學、倫理學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