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編者按：文革中多少悲劇莫名的發生，其中一位被槍決者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先說一部電影的故事——
1966年，一對情竇初開、正在熱戀的高中學生盧丹楓和李紅鋼，熱血沸騰地參加了「紅衛兵」。盧丹楓參加了井岡山派，李紅鋼參加了紅旗派，因為兩派觀點對立，兩人的關係成了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敵我關係。擔負紅旗派「作戰部長」的李紅鋼，被井岡山派俘虜，盧丹楓設法放走了他，但事後又譴責自己對「革命」不忠。逃回去的李紅鋼，一面部署血洗井岡山派的戰鬥，一面又在為堅守據點的盧丹楓擔憂。革命與愛情的矛盾，折磨著這一對單純、幼稚的青年人。一天，殘酷的武鬥開始了。井岡山派寡不敵眾，傷亡慘重。盧丹楓毅然面對李紅鋼開槍。李紅鋼身負重傷，仍率眾猛衝，攻下了井岡山派在高樓頂上的據點。李紅鋼在堆積的屍體中找到了昏迷的盧丹楓。這對戀人互感悲傷，但卻堅定地規勸對方投降。最後，絕望的盧丹楓高舉井岡山派的戰旗，跳下高樓。李紅鋼從此萬念俱灰，退出了武鬥組織。兩年後「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李紅鋼以殺害盧丹楓的罪名被捕，遂被判處死刑，在如血的殘陽下面，押赴刑場槍決。……
這是1980年峨嵋電影製片廠攝製的一部名為《楓》的電影，說的是「文革」武鬥毀滅人性、摧殘一代年輕人美好人生的事情。這是一個沒有虛構成分的真實故事，故事所藉的事件在全國各地都曾發生過，情節甚至比這更加殘酷。
「文化大革命」的發起人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經過這種煽動，一代年輕人幾乎全部參加了大造反。這個時候，大家造老師的反，造校長的反，到社會上造所有人的反，甚至回家造親生父母的反。進入武鬥階段，則是紅衛兵造紅衛兵的反；子彈瞄準自己昔日的同學、朋友、鄉鄰，扣動一下扳機就可以讓他們血肉橫飛，真是無比的過癮、爽快！於是，人性喪失了，天良泯滅了。有的人是尋找仇人殺掉他，有的人則是隨便殺人、即興殺人、殺無怨無仇的陌生人。
細細地算一筆賬：「文化大革命」禍及的地域範圍與人口數字絕對不會低於希特勒的納粹運動。而且，它對中華民族的人性扭曲，造成的道德淪喪更是無法衡量、難以挽回。「文化大革命」過去很久以後，經歷者絕大多數都有不堪回首之感，一代造反名人蒯大富、聶元梓等人至今不肯言及「文革」話題。
但是卻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沒有實際親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居然十分嚮往「文化大革命」。比如那個「叫獸」孔慶東，「文化大革命」啟動時他才兩歲，大武鬥時他才三歲，穿著開襠褲，連一個「紅小兵」的資歷都沒有，當時的事情毫無疑問不會對他產生任何影響，他居然瘋狂的推崇「文革」，瘋狂地叫囂「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一直都在欺騙性地向社會宣傳「文革」，向青少年灌輸「文革」意識，巴不得中國立即回到46年前的腥風血雨之中！
有親中色彩的日本《東京新聞》，3月27日在該報的「亞洲觀望」專欄裡，發表了清水美和的一篇評論「文化大革命會否捲土重來」。溫家寶在「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清水美和對溫家寶的這段發言感到震驚，並認同文革再度發生並不是一件危言聳聽的事。
文章說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只不過是一場毛澤東向劉少奇奪權的黨內政治權力鬥爭而已，此外無他。作為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毛澤東鼓動迷信絕對平等論的紅衛兵對黨內領導層、道貌岸然而貪污腐化的高幹官僚展開了殘酷的批鬥與整肅，這場為時十年的動亂，在紅色恐怖的暴力、屠殺中被牽連迫害致死者超過一千萬人；停滯、遲延了中國的現代化。清水美和問：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如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為何溫家寶還害怕會發生文革的歷史悲劇？！
清水美和說，文革時期，年輕人狂熱提倡要立刻消除「都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腦力與肉體勞動間的三大差距」。可是現在這種差距不僅存在，且各種糾結在一起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尖銳化。前人民日報副編輯周瑞金在一篇黨內文件提到，反映動亂危機的基尼係數是0.4,而現在中國已經超過0.48。基尼係數如果是零則表示完全平等，越接近1則越來越深刻。《炎黃春秋》雜誌2011年9月號指出，0.02％的人口佔有全國貯蓄金額2萬億人民幣的一半，貧富懸殊的情況已經達到無比的深刻化。周瑞金嚴厲的批評「官商勾結，權力與金錢的盤根錯節形成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從而阻礙了市場的競爭與所得的再分配。」，「1980及1990年代，在自由競爭市場下，人們通過才能與努力走上社會的上流階層，而今卻不同了，到處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干擾與抹殺。」周瑞金同時暴露現今中國的社會是個走後門的社會：「無論入名校也好，找一份好職業也好，晉升也好，都要走後門，如果沒有後臺，沒有背景只會碰到焦頭爛額。」
清水美和分析：中國現狀的仇富、對特權階層的反感和憎恨已經達到頂點，導致了每年超過九萬件「集團動亂」事件發生。如果出現一位領導者像重慶那樣拿「唱紅打黑」的招牌來動員群眾高唱毛澤東時代的「絕對平等夢」革命歌曲、利用群眾對貧富差距的憤怒轉化為對自己的求心力，文革再度重來並不是虛構，也並不是一件不可思疑的事。缺乏勇氣與真誠，不敢對黨內的特殊利益集團開刀，流於言辭的政治體制改革，這種企圖想避免擴大黨內高層分裂事態的權宜措施，只會把社會上的不滿與矛盾的火炎蔓延至全國。
文章最後說，圍繞著刻不容緩的政治體制改革話題，中共視安定為最優先則是一致的，文革在他們的腦袋裡仍然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惡夢。
作家秦牧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浩劫，幾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公開進行！」
「幾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1980年鄧小平對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773萬人。
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橫掃」，始於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達11萬4千多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800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8千餘戶被抄。全國被抄家的總數近1千萬戶。
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範圍的恐怖。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這邊……，把五類份子的情況提供給他們。」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五類份子」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當然十分清楚，他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不能勉強。」謝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廳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公安廳長問：「拘捕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他們不衝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六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正是在得到這個最高指示之後，紅衛兵打死人合法化，在這批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
各省市公安局長們還是有顧慮的，他們擔心放手讓學生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會被追究。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復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凶殺人睜一眼閉一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無遠弗屆。後來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者應不下十萬人。
除了被殺，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僅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巴金回憶道：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該。」
1967-1968年的武鬥死人是第二波高峰。毛澤東號召奪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汽車團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大規模死傷。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1968年底方漸平息。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慘烈，當地是中國的軍工基地。軍分區和空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裝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00多人，雙方死傷不計其數。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兩千餘人，另有8千多人殘廢。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嵊縣戰死191人。浙江空5軍政委陳勵耘、20軍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分是抓獲後活活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燬房屋1200餘間。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20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虐殺戰俘也是武鬥死人的一大因；河北雄縣由38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13人。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百姓。」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1968-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5063人被揪鬥，236人死亡。寶山縣揪鬥1702人，死亡達334人。」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清隊整死的人數才會低於100。如中蘇邊境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各級革委會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他們私立公堂、嚴刑拷打，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強加子虛烏有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反黨」等各種「階級敵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清隊運動樣板。1400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審查，14名老工人自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隊重點。湖南大學革委會成立後，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殺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開始抓「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分子。僅此一案，雲南138萬人被牽連，17000餘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殘。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夥人反革命。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同夥，是黑窩」，該局1200餘干警被審查，濫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長江楓在內被整死44人。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8萬多人受株連，3千人死於非命。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1945年該黨恢復，由早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烏蘭夫領導。1946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內蒙古大抓內人黨。在整個內蒙古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分子。全內蒙古有34萬餘人被刑訊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廢的多達87180人，整死16222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1970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比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央報告：「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三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說了一句「哪裡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1949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1970年8月的一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一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被冤枉的確實大多數是平民百姓。1970年10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裡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紮在腦後。比北方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安徽淮南市監獄，「十尺零六寸長□監房裡，經常關上十四、五個人，每人只有八寸寬的地盤。……一殺人，就早上四點拉鈴，然後用幾個高音喇叭放樣板戲。然後凶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你！’‘你！’‘你！！！’驚天動地哭叫，隨著是一排攝人魂兒的槍聲……。」
以上談的僅是文革中的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臺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十多萬。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經通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鄧小平在一年中談了二十多次政治體制改革。當時頗有一些人樂觀地說：「改革不可能逆轉」，「文革不可能重演」。重慶剛開始鼓吹「唱紅打黑」，敏感的知識份子就驚呼「文革來了」，起初似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現在情況不同了，連溫家寶總理都認為有必要在今年人大閉幕的記者會上發出警告：「‘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這不是危言聳聽。1980年代多數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這是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現在有不少人相信「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甚至認為「再搞文革」是好事，這也是不容忽視的社會新現象。
三十多年過去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心理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現在的人口結構中，沒有親歷過文革（文革結束時尚未成年）的人已經佔了多數，而由於當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關文革的書籍，在教育中迴避歷史陰暗面，使現在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對於文革的免疫力。
當年最痛恨文革並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兩類人。一類是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走資派」、「反動權威」和「地、富、反、壞、右」等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這些人現在已經走得差不多了，沒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類是在四五運動中衝鋒陷陣的青年人，包括從來沒有長過工資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上述兩類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經是文革的擁護者。人們常常要通過自己的直接經驗，才能真正吸取歷史教訓。最大「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文革決議時投過贊成票。四五運動時的抗議者，也曾經是在天安門廣場上山呼「毛主席萬歲」的「紅衛兵」。文革並不是「四人幫」或者毛澤東想搞就能搞得起來的，這個運動的發生是有群眾基礎和理論基礎的。文
革爆發前夕，中國的干群關係已經緊張到了一定的程度，群眾心中的不滿已經蓄積了很長時間。而當下的官民矛盾和衝突，民眾對於權錢交易和兩極分化的不滿，比1966年的時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澤東關於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繼續革命理論，關於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關於消除城鄉、工農、體腦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設想，曾經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誘惑力。在30年來都沒有認真清理文革思想的情況下，民粹主義的理論和手段，完全有可能再次成為政治野心家手中的「精神原子彈」。
搞民主選舉，必須獲得多數選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運動，並不需要獲得多數人的贊同，只要有一批狂熱的青年人（衝鋒隊、黨衛軍或者紅衛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變世界」。希特勒剛上臺的時候，他並沒有獲得議會中的多數議席，他一手利用權力一手利用群眾，就可以推翻魏瑪民主制度。法西斯運動領袖人物的產生，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尋覓、激勵和擁戴；一方面是潛在領袖人物經過形勢判斷和政治試探，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姿態「粉末登場」。今天，要警惕經典法西斯運動在中國得勢，防止法西斯「理論-群眾-領袖」的「三位一體」，成為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兇惡的破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