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海伍德」的名字出現以來，人們似乎已經淡忘了兩個月前的新聞人物王立軍。眼下，「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事件」雖然仍然牽動著中共最高層的劇烈權鬥，但西方媒體卻越來越發現，海伍德的死因不僅僅是薄熙來與王立軍交惡的導火線，或許還是一個揭開眾多謎團的關鍵，同時它甚至關係到中共對薄熙來和谷開來最終的政治和法律處理。
如果不是王立軍從美國駐重慶總領館一進一出，海伍德這個人可能就永遠被人遺忘了。綜合英美媒體的報導和分析，海伍德此人頗具「傳奇色彩」，即使是在遍佈大陸的無數「西洋中國通」中，他也非同一般。
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1970年出生於英國。死前已經在中國各地生活過十多年，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並娶中國大連女子露露(Lulu)為妻，之後他們育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現年11歲的奧麗維亞(Olivia)和7歲的彼得(Peter)。海伍德被認為是以中間人身份在華活動的英國商人中相當成功的一位(其所代理的歐美公司不乏著名商家)，並在大約十年前開始接近當時大連市長薄熙來的家庭。
之後的一切，報章已經介紹得不少了。海伍德因為執教於一家位於大連的國際學校，故經人介紹成為薄熙來和谷開來的愛子薄瓜瓜的英文教師。據稱薄家選中海伍德，曾考慮到眾多的因素，其中包括海伍德的教育背景、知識領域以及他廣泛的國際聯繫。事實上，海伍德後來在薄瓜瓜進入哈羅公學和牛津大學的過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家庭教師為起點，至海伍德臨死前，他已經深深地介入了薄熙來和谷開來、特別是谷開來的經濟活動。
並不像薄熙來所宣稱的那樣，谷開來其實一天也沒有真正離開自己的商業活動。英美媒體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谷開來的公司(英文名稱為「Horus L. Kai」)在海外遍地開花，其商業足跡遍及大陸、香港、臺灣以及美國和英國。Horus L. Kai的業務包括「投資諮詢」，為海外投資人在華投資牽線搭橋並從中漁利。
媒體披露說，在谷開來周圍有一批「外國商人朋友」，為Horus L. Kai的生意奔忙並獲益，他們中包括法國著名建築師帕特里克•亨利•德維勒(Patrick Henri Devillers)、美國商人拉瑞•程(Larry Cheng)；而海伍德也是其中一員，不過(至少迄今為止)他陷得最深(最聳人聽聞的報導莫過於「海伍德與谷開來的性關係」)，甚至可能就是為此而丟掉了性命。
英國報章在報導和分析海伍德死因時曾多次直接使用中文的漢語拼音「Bai Shoutao」，即所謂的「白手套」，某些英國媒體認定海伍德只不過是一隻「白手套」。搜索一下「百度百科」即可得知，「白手套」是指中國「充當黑錢漂白的中間人」，他們「披著實際從事非法活動的合法外衣」。
在有關海伍德猝死的大量報導和分析中，人們不難發現三對矛盾的現象，它們使人更加認為海伍德的死因「非同小可」。
在有關海伍德猝死的大量報導和分析中，人們不難發現三對矛盾的現象，它們使人更加認為海伍德的死因「非同小可」。
第一個矛盾現象是海伍德於去年11月14日死後，重慶警方披露給海伍德親屬和英國領事官員的死因竟是兩個不同的版本。海伍德親屬獲悉死因是「心臟病突發」。近來海伍德的親人，包括他的母親和妻子都聲稱他們「接受」海伍德「心臟病突發而猝死」的、由重慶警方所做出的解釋。據說海伍德有心臟病的家族史----海伍德的父親就是在其壯年因心臟病突發而病故的。
幾乎與此同時，英國領事官員所獲得的海伍德死因卻是「酒精中毒」。這一點令海伍德的某些朋友憤憤不平，最早對其提出質疑[「海伍德並不是一個酗酒者(not a heavy drinker or serious drinker)、甚至幾乎是絕對的禁酒者(a virtually teetotal)」]的人，就是海伍德在中國和英國的朋友們。其實他們早在海伍德去世之初就對重慶警方的解釋不滿，只不過是王立軍所透露出來的「海伍德系中毒致死」極大地加劇了人們的好奇心理與懷疑程度。
第二個矛盾現象是，當英國媒體在熱烈談論海伍德曾效力於一位前MI6僱員創辦的戰略情報諮詢機構(Hakluyt & Co.)時，該機構發言人只是淡淡地說，「海伍德從未在該機構獲得全職職位」；「近年來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中國重慶的‘諮詢服務’」。不過，媒體透露說，Hakluyt & Co.「向來行事低調」。MI6是英國最為重要的情治單位之一，即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專門負責境外情報蒐集。MI6(SIS)與國家安全局(MI5)和政府通信總部(GCHQ)一起，構成英國情報機構的所謂「三駕馬車」。假使海伍德與英國情報部門確有牽連，中共對薄熙來谷開來案肯定會進行不同的處理。
第三個矛盾現象是，就重新調查海伍德死因，英國政府反覆敦促，但北京當局卻毫無反應。自從「王立軍事件」突然爆發，中國政府的可信度越來越低。回想一下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對王立軍滯留美國總領館的最初回應吧! 「一個孤立事件」，真是天大的笑話，什麼都可能是孤立事件，唯獨「王立軍事件」最不孤立。問及海伍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不知情」之說恐怕難以服人。有媒體預測，英國政府還會以更高的層級繼續向中方提出重新調查海伍德死因的要求。
除了美國媒體曝光的有關王立軍在美國總領館泄露的海伍德死因之外，英國媒體還報導說，重慶中國記者的手機曾收到匿名密告，「海伍德其實死於謀殺」。大量消息證實，海伍德死前似有預感，比如他曾向友人吐露自己的擔憂和恐懼，計畫帶著妻子兒女離開中國。而在產生不祥預感之前，海伍德在中國的「事業」一直是相當穩定的，這種穩定為其帶來經濟利益。據信海伍德在北京郊區擁有豪宅，其子女就讀於英國學校在大陸的海外分校，每年僅學費達兩萬兩千英鎊。
不過也有個別報導指出海伍德死前「非常高興」，例如4月5日英國輕年記者湯姆•雷德(Tom Reed)在英國最大的報章之一「每日電訊報」上回憶說，他曾於去年11月初(大約是海伍德死前十天左右----本文作者注)與海伍德在北京的一家義大利餐館共進晚餐。雷德聲稱，柔和燈光之下的海伍德當時「毫無憂慮、非常高興，全然不像是生活在恐懼之中」。
然而即使是雷德本人也承認，他從不同渠道(包括從海伍德的口中)得知海伍德與薄熙來家族的關係已經「大不如前」，「有時甚至無事可做」。雷德說，「接觸中我沒有得到薄熙來遷怒或封口海伍德的任何印象」。關於海伍德去世，他表示聽到消息後「極為震驚」，「我還以為他死於車禍 … 但我也沒有任何證據懷疑他不是死於心臟病」。
雷德還對「每日電訊報」說，海伍德的確曾為與MI6相關的戰略情報諮詢機構效力，但只是某種「臨時性的工作(occasional work)」；「因此就把海伍德描繪成一個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的商業間諜，距離事實甚遠」。看到這裡，讀者似乎才明白雷德在其談話之初為什麼極力渲染他與海伍德晚餐時，所感覺到的海伍德的「無憂無慮」。
海伍德在中國的商業活動都是以其公司的名義進行，他的公司名為「Heywood Boddington Associates」，性質是「研究與諮詢公司(research & consultant company)」。作者沒有找到這家公司的網站，但目前人們對此的關注很多，這家公司很可能名列中紀委對薄熙來和谷開來的有關調查名單之上。
多數英國媒體不像雷德那樣拘謹保守；相反，「海伍德死於謀殺」的「陰謀論」甚囂塵上。3月30日刊登於「每日電訊報」上的文章援引英國記者在中國的眼線的原話當做標題︰「我認為海伍德死於他殺 … 人人為之恐懼(I think Neil Heywood was killed … everyone’s scared)」。看這篇文章，真像是在讀一部間諜小說。
文章的作者、英國駐華記者馬爾科姆•莫爾(Malcolm Moore)與其眼線3月下旬在北京聯繫接頭時，曾被告誡「當地情勢極為險惡」(那時正是所謂「政變」傳言最為流行的關頭)，並被要求通話完畢立即摘掉手機電池，以防中國特工跟蹤。兩人的會面時間與地點到最後一分鐘才確定。為了避開可能的監聽，他們放棄了酒店、餐館、咖啡廳等所有的室內環境。
就是在北京街頭車水馬龍的喧囂中，莫爾被告知海伍德其實死於非命，他於是決定用這句話做為其報導的題目。這名英國線人還道出其他一些久居中國的英國人(包括英國鉅賈和前政府官員)對海伍德之死的類似看法，據說這些消息來源與其他消息來源(特別是美國的消息來源)一起，促使英國政府繼去年年底之後再次向中方提出「重新調查海伍德死因」。
其實，海伍德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一隻「白手套」，一名間諜，一位紳士派頭十足的商人，或是兼而有之----都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了；猶如「每日電訊報」另一篇文章所指，正是「海伍德之死」揭開了北京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它很可能成為中國幾十年來「最大的政治醜聞」。
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在高級官員叛逃或變節的所有案件中，沒有哪一樁像「王立軍事件」如此棘手、如此難以持續「黑箱作業」。對薄熙來和谷開來的最終處置，也已經不再純粹是中共的黨內事務，它還涉及到中國與西方大國的關係。美國國會進行的縝密聽證和英國政府就海伍德死因重新調查的反覆敦促，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共產生壓力；無論中南海多麼風平浪靜，國際壓力時刻都在對北京的政治決策過程施加難以忽視的影響。
萬維讀者網記者後記︰截至發稿傳來重要消息----中國公安機關已對尼爾•海伍德死亡案依法進行複查；而且「谷開來及其勤務員成為重大作案嫌疑，被移送司法機關」。中共媒體新華社終於證實︰「海伍德死於他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