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過來人應說出曾經的罪孽（看中國配圖）
溫總理在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雖然作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消除。」「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我以為，「文革」重新發生危險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於缺乏過來人的「坦白」———實事求是說出自己曾經經歷過的荒唐。沒有「坦白」，就不會有教訓。沒有教訓，荒唐的事情就會成為很好玩的事情，就會有重新再玩一下的慾望。
「文革」結束之後，全面否定「文革」作為一個政治原則而被確立，但是，這一全面否定只是被作了簡單化處理，在事實敘述方面則被模糊化，以至隨著時間的推移，「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情也越來越成了一筆糊塗賬。巴金曾提出「文革」博物館的建議，目的便是希望後人能夠瞭解真實的「文革」，吸取教訓，以能使中國再也不要發生「文革」，但至今中國尚無得到官方認可的「文革」博物館建立。「文革」博物館只是物化形式，比這種形式更重要的是話語，也即過來人態度坦白的敘述。
「文革」把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捲入了進去，無論男女老少都不能逃避，除極少數的人只是受害者或迫害者外，絕大多數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文革」以後敘述受迫害的人比較多，但由於對「文革」只是簡單否定，因此，不僅受迫害的敘述十分有限度，而且對迫害他人的敘述更是被迴避，至今只有非常個別的過來人能夠勇於承認自己迫害他人的經歷。我以為，受迫害的敘述誠然重要，但迫害他人的敘述更為重要，不然，「文革」的歷史就成了只有被迫害者而沒有迫害者，從而被迫害的事實就無從證明，後人反而以為被迫害的敘述是編造。更危險的傾向是由於迫害事實的被掩蓋，過來人羞於說出自己曾經的言行，反而在努力掩蓋中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甚至把本就荒唐的事情曲解為美好，向後人敘述「文革」曾經的美麗，比如把積極參加打砸搶、批鬥說成有理想，把沒有獨立人格和不辨是非說成單純，把不花錢全國串聯說成陽光燦爛的日子。
誠然，提倡反思「文革」的人也不少，但不說出事實的反思並沒有太大意義。天主教講究告解，通過把自己的罪孽說出來求得上帝寬恕。上帝誠然總會寬恕罪孽，但前提是要把罪孽說出來。現在50歲左右以上年齡的人，絕大多數在「文革」中實際都有過罪孽。1976年「文革」結束時我小學畢業，雖然我只是個孩子，並因為不是「好學生」而比較少罪孽，但終究還是有過罪孽。我曾經在批鬥會上喊過口號，曾經向「四類分子」丟過小石子，曾經跟在一個瘋癲了的寡婦後面起鬨「地主婆，地主婆」。「復課鬧革命」時候，按照班主任的佈置給她寫了我今生唯一一張大字報，大概文字比較通順，她在課堂上作為「範文」朗讀，我看見她在被我「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中，眼睛裡閃著淚花，至今無法忘記她那戰抖的聲音。
「文革」中的過來人，即使那時候還是孩子，有幾個人不曾有過罪孽？誠然，有的人可以用時代性盲從為自己辯護，有的人可以用無法反抗、服從指令為自己辯護，有的人可以用人人都有的罪孽就不是罪孽為自己辯護，但是，前提是要說出來，要告訴告訴孩子、告訴青年曾經的事實。如果不說出來，不讓後人知道真實的「文革」，跟他們用美好的回憶敘述自己曾經如何有道德、有理想，使他們以為那是個激情燃燒的純潔時代，便不是為自己辯護，而是再次犯下不能寬恕的罪孽。正因為缺乏過來人的「坦白」，今天便有一些青年被「陽光燦爛」、「激情燃燒」所矇蔽，構成了重新發生「文革」的重要因素。「文革」過來人已經老了，或行將老了，應該為了孩子，為了中國的將來，說一聲：我曾經有過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