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重要的地區是重慶，最重要的事件是王立軍事件，最重要的多米諾骨牌由王立軍推起。它吸引了世界人的目光，把國民推向了政治高潮。
王立軍事件把國人帶入全民政治時代。王立軍事件之後，政治猜測滿天飛，政治謠言浪濤濤，國人麻木的政治神經再一次受到強烈刺激。談王立軍如同吃飯穿衣睡覺一樣不可缺少，不知道王立軍，如同星外來客。人們見面，不再說你好我好的問候語，不再說家長裡短，不再說老人孩子老公，而是問王立軍如何？王立軍發展到什麼程度了？王立軍跑到美國總領事館說什麼了？有什麼內容？而每一個關注王立軍的人都以多知道一點王立軍的新的情況而沾沾自喜，每一個人甚至因為少了一點王立軍的信息，少更新了王立軍的信息而感到慚愧，感到不安。
王立軍事件催生了諸多的「地下組織部長」。有人在透露王立軍信息時展示出了「地下組織部長」的超人才華，他們不但給王立軍安排了位置，還給被王立軍牽涉進來的所有人都安排了政治前程、政治位置、政治導向。其政治想像能力，其政治斷案的才華，其政治賭博下注的政治膽略，真可謂嘆為觀止。有人在微博說「出大事了」，旋即引起網民迅速圍觀，大有引發信息擁堵之勢，如再不打開渲瀉閥，所有國人的政治激情都會在達到至高點時造成自我毀滅。他們在猜出什麼大事的同時，又不斷地給官員們重新洗牌，重新發牌，重新出牌，重新定位，重新填加政治籌碼，似乎中國政治的官員命運不操縱在政黨高層官員手裡，而在每一個議政人的嘴中，他們過足了嘴癮。他們坐上政治的氣墊船，以神八的速度瞬間步入了政治天堂、政治殿堂。
王立軍事件導演了諸種不同版本的政治大片。有驚悚，有驚喜，有意外收穫。有意料之中，有情理之外。有低潮，有高潮，有跌宕起伏。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有主角，有配角，有演員甲乙丙丁。有觀眾，有淒慘的叫聲，有興奮的共鳴，有鼓勵，有批評。有喜劇成分，有悲劇天才，有落幕的淒涼。有人走茶涼，落井下石，暗箭傷人。王立軍事件具備所有政治大片的政治元素，一個都沒少。
人們這不禁要問，重慶這是怎麼了？不是打黑嗎？打黑的人為何成了階下囚？不是唱紅嗎？唱紅的人為何成了匆忙的政治過客？不是發紅色簡訊嗎？為何發紅色簡訊的人身上充滿著道德的不潔和污垢？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嗎？提倡共同富裕的人為何花開即敗？不是有所謂的重慶模式嗎？重慶的模式難道是自我毀滅的模式？是政治的倒春寒還是政治的滑鐵盧？對此人們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有不同的答案，疑問多多，謎團數不勝數。王立軍事件也可能是歷史最好的老師，也可能成為歷史之謎。
重慶邏輯是中國邏輯。邏輯分三部分展開，一條是權力邏輯，一條是改革邏輯，一條是利益邏輯。權力邏輯支配改革邏輯，權力邏輯支配利益邏輯。換句話說，官員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改革，使改革的每一步都按著既得利益集團設計的方案走，所有的改革都要符合官員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重慶邏輯是中國改革邏輯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情與維穩對於重慶來說仍然不可或缺。
重慶又有自身的發展邏輯。重慶邏輯與中國邏輯相同，其表現方式不同。它以打黑唱紅為手段，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兼有實現個人政治野心、政治抱負為目的邏輯。其潛伏的人性惡與公共選擇理論的政治人假設化作政治的鐵的事實。在這一邏輯展開的過程中，重慶官員連連丟分，如同考試總是不及格，最終被淘汰出局。
丟的第一分是打黑。追求權力、榮譽、地位是人類的本能，政治家也不例外，他們追求權力的衝動往往更強烈。權力是實現榮譽和地位的最有效最有力的手段，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為這些東西而努力奮鬥，如果說雷鋒做好事不留名也得記在日記上的話，那麼政治家做好事以政治為業並追求偉業是其政治的本能與衝動，雖然曹操說不可芳留百世，寧可遺臭萬年，但政治家沒有一個想遺臭萬年的。
重慶的打黑一方面從本質來說沒有錯，另一方面會帶來兩個結果，一是上級會認可，二是重慶的人民會擁護。這個牌打得好，一個是以公平正義的名義打黑會迅速有效地佔領道德制高點。「黑」很顯然有悖公平正義，打黑會迅速獲得民心，得到民眾的支持，重慶官員的超凡魅力又與民粹主義一拍即合，這個牌如果打下去，一定是正和積極博弈，多方共贏，黑者輸。問題在於打黑的邏輯又受體制邏輯的約束，是體制邏輯的組成部分，打黑不是依法而打，而是依人而打，依人治而打。於是在追求政治合法性的過程中失去了合法性，在追求民眾支持的過程中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在追求社會和諧的過程中失去了社會和諧，在追求官員清廉的過程中失去了清白，在官不聊生的過程中人民並沒有幸福。由於違反了法治，得到了現代社會最主要群體即律師的幾乎是一致的反對。如同一個學生，本來想考個第一名，結果答題方法錯了，結論也就自然而然地錯了。
丟的第二分是唱紅和發紅色簡訊。按道理說，唱歌是百家歌曲百家唱，百家唱百家歌，唱歌是每一個人的自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如果說有自由擴展，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唱歌，到什麼山唱什麼歌，有什麼心情唱什麼歌，唱歌的自由在不斷擴展。而重慶卻反其道而行之，把唱歌的自由打破，強制人們唱紅歌，在小學、中學、大學、機關唱紅，而且組織人到北京、甚至到香港去唱，唱歌的自由變成了唱歌的被自由，自由被剝奪。且不說唱紅歌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原理，就是唱紅本身也不得不讓人們想到「文化大革命」那恐怖的歲月，唱紅的邏輯結果不是回到和諧，而是回到鬥爭。有網友指出，唱紅的歌曲裡有被文革批鬥的歌曲，於是唱紅本身就有了反唱紅的矛盾。權力的好勇鬥狠和政治雄心通過唱紅表現出來，最終走火自傷。同樣，發紅色簡訊也如唱紅一樣沒有得分。其中的巨額花費和消費也引起了人們的諸多爭議。
丟的第三分是電視禁播廣告。就在今年3月9日，在重慶市人大代表團舉行的開放日上。時任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還表示，電視是廣大人民的教科書，那麼電視就應該給人民提供有益的、有價值的思想文化素材，重慶衛視也將會繼續禁止插播商業廣告。他說，我們要鼓足民族的精神力量，努力傳播中華民族幾千年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要傳播就得有版面，就得有時間，就得給出時段，所以在這二者的選擇之中，我們確實把民族文化和先進文化擺在了特別重要的位置。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其中有一個就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禁廣告，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回到過去的計畫經濟中去。市場經濟的道德已經開通三十年，再也回不去。廣告是市場經濟的產物，禁播放廣告，是在破壞市場經濟，是搞權力經濟，搞權力市場的經濟，這條道走得通，卻走不到底，前面是死路。廣告也是做大蛋糕的一部分，既想做大蛋糕，又想破壞做蛋糕的方法，既要馬兒幹活，又不讓馬兒吃草，世上沒有這樣的道理。既給做大蛋糕的尺寸，又不給做蛋糕的原料，最後也就剩下畫餅充飢了。
丟的第四分是共同富裕。這是最應該增加分數的地方卻丟了分。共同富裕是平等的組成部分，平等包括人格平等、法律平等、機會平等、反對特權，也包括不反對建立最低的社會保障制度，但這都需要一個過程。把不反對建立最低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成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西方走了二百多年的路程，中國在這方面實現共同富裕也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鄧小平說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就是這個道理。共同富裕的過程既是自然的歷史過程，也是人為干預的歷史過程，人為干預主要是權力干預，權力干預應該且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重慶的做法卻是人治的干預，對富人的打黑並沒有相應地把財產給社會的弱勢群體。正義的目的要有正義的手段，共同富裕的目的應該有實現共同富裕的正當手段，目的正當，手段不正當，目的也會失去正當性。平等一旦離開了法治，不是回到文革的平均主義就是重新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政治的丟分會引爆政治格局，就看誰有這個勇氣點燃這個導火索，王立軍充當了引燃這一導火索的最佳人選，儘管迫不得已而為之。政治權力的現有格局，還得由外部打破，它必須通過外面打破，它已經被打破，這一打破來得真快、太快。
2012年3月14日，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時說：「王立軍事件發生以後，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國際社會也十分關注。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央高度重視，立即責成有關部門進行專門調查。目前調查已經取得進展，我們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理。調查和處理的結果一定會給人民以回答，並且要經受住法律和歷史的檢驗。」他還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第二天，新華網北京3月15日電，中共中央決定：張德江同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又據新華網3月15日電：據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證實，中央已決定免去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理。3月15號，重慶市委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市委主要領導調整變動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出席會議並做重要講話。李源潮在講話中指出，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性質嚴重，影響惡劣，中央十分重視對王立軍事件的調查。這次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是鑒於王立軍事件造成的嚴重政治影響，中央從當前的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研究決定的。張德江表示，重慶的科學發展、和諧穩定是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一定不辜負中央的重托，一定不辜負3200萬重慶人民的期望，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認真履行好自己的職責，自覺接受廣大幹部群眾的監督。
重慶的商業廣告又出現了。一年多前，重慶衛視頻道取消商業廣告，這塊約佔重慶廣電集團近45%的主營業務收入。重慶衛視播完薄熙來被免去職務新聞後30分鐘出現商業廣告。
晚間18點30分，30分鐘的新聞結束後，電視上出現的一條酒類廣告引起人們注意。更早有一條微博說，重慶衛視正在重新招募廣告營銷人員，準備重返商業廣告市場。今年重慶衛視已有一個《星電影》節目獲得企業冠名，製作人表示需要對冠名費保密。計畫的歸計畫，市場的歸市場，廣告的歸廣告，這是命，誰也改不了命運。西方人信上帝，中國人信命。
人已去，樓未空，新主人，需要新邏輯。這個新邏輯，就是憲政民主，沒有憲政民主，重慶仍然會回到折騰的時代，這種折騰只不過是換了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新的面孔而已。中國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週期率靠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讓法治制約權力，約束權力。重慶也是，要做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只有靠制度才能做得到，沒有民主制度的建設，沒有民主制度的約束，無論多麼有本事的領導人都是靠不住的，人治終歸要回歸歷史，制度才靠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