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以來，由於重慶前公安局長王立軍出事，有關「太子黨」接班還是平民出身的高幹繼續當政，再次成了一個似乎與中國前途相關的大問題。海外中文媒體上各種貌似「中南海快訊」的說法除了將水攪得更渾之外，爭論雙方努力給受眾一種印象：自己不贊成某派的原因，是因為某一派當政，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災難。
兩派藥方均相似，藥罐注水人不同
由於「太子黨」中的一支——「文革」時期的老紅衛兵曾擬過一副臭名昭著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強調「血統論」是決定中國人政治地位的唯一因素，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太子黨們利用父輩權勢經商的事情屢有所聞，知識階層（包括我本人在內）對「太子黨」問政大都抱持不歡迎態度（有少數歡迎者寫文章鼓吹太子黨們的政治經驗適宜當政）。
但世界上有些事情看似有理，其實卻經不起推敲深究。我靜下來思考了一下「太子黨」當政或者「平民派」當政於中國前途的影響，結果發現一個驚人的結果，即對於中國民眾（包括新疆、西藏的少數民族）而言，不管是平民出身的官僚當政，還是「太子黨」當政，其境遇似乎與中國成語「換湯不換藥」類似，比如延安兒女那篇「我們對十八大的建議（9稿）——延安兒女聯誼會學習中心座談會發言材料之一」，就認為病根不是中共一黨專政，只要「在原有各級黨委會、中央委員會的盤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選黨代表」，這20%的黨代表主要由一些倡導紅色文化的社會團體（亦即已經邊緣化的紅二代中產生），就可以解決腐敗問題。
由此可見，中共黨內派別之爭鬧騰得動靜挺大，但各派認為包醫百病的藥材還是那幾味，只是往藥罐裡注水的人不同而已。所以這是一個沒有討論價值的偽問題。
這兩者當政何者有利於百姓，主要看三點：經濟主張、政治主張以及兩大群體的清廉程度。都說中國人吃飽飯就不會有更多的要求，此處就先來看看兩派的經濟主張及實踐。
「平民派」執政實績與「太子黨」的經濟主張
第三、四代領導集體主要是平民出身（不屬於高層權貴集團的即為「平民」），按道理應該懂得民生的重要性。但中國民眾這些年不僅沒有隨著GDP總量的增長而獲得福利的增長，反而被住房、醫療、教育三大保險壓迫得喘不過氣，找工作難，最後淪落到喝口乾淨水、吃口安全食物、呼吸清潔空氣都困難。失地農民與城市拆遷戶自焚反抗都沒能為家屬保住那點可憐的生存資源，最後全國人民還要為政府超發貨幣引起的通脹買單。從民生日趨艱難這點，可見當政者是否考慮老百姓的福祉，與其出身平民或者權貴並無多大關係。正好比前總理朱鎔基當年曾因言論出格年紀輕輕被打成右派，但他當政後卻從未反對過中共因言獲罪的做法，也未因此給當年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右派們什麼優惠一樣。
「太子黨」當政是否會更關注民生？目前只有「重慶模式」可以做為實例，對這個模式的評價趨於兩極化。且拋開我個人對其好惡不言，這模式本身並無長遠實施的可能。因為用來「唱紅」的經費來自於「打黑」，但經濟結構的調整及經濟增長卻無法依靠「唱紅」實現。因此「重慶模式」只能做為薄督「問鼎」的敲門磚。至於薄督主張「分蛋糕」先於「做蛋糕」，純屬扯淡。做不出「蛋糕」，紙面上的完美分配純粹是空中樓閣。依靠「打黑」搶來的那幾塊蛋糕實現公平分配，就好比當年中共土地改革，將地主老財家的土地錢財分光用光，也沒法讓絕大多數農民脫貧致富。至於那些準備在十八大以後實行新政的太子黨們並無公開的政綱，硬要說有，只能將劉源派「智囊」張木生的「新民主主義」算上，這主張實際上就是堅持國家壟斷資源與一些重要經濟領域，但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民生也就是讓老百姓有口飯吃而已，與現狀並無實質差別。
中共黨內各派的共同綱領：強化中共一黨專政
再看政治主張。第三、四代平民出身的領導人的執政主張，中國人已經領教了20餘年。江澤民統治時期，中共並未大張旗鼓地批判西方民主制度，這一做法讓國際社會多少保持了一點幻想，以為經濟發展必將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媒體市場化最終將給中國帶來言論自由，鄉村基層選舉是全民選舉的開幕式。到了胡溫時期，中共在政治上向左回歸，並將「保證中共執政權」上升為要求他國必須尊重的「國家核心利益」。如果說此時人們還捨不得丟棄最後一點幻想，2011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示「五不搞」這一政治原則（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後，中國人進入了政治上的無夢時代。
「太子黨」們的政治主張是否不同於平民出身的高層官僚？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明確表示對「文革」的嚮往，說明他不僅崇拜中共的一黨專制，而且崇拜無法無天、毫無規則的專制。而劉源派「太子黨」智囊張木生力主的「新民主主義」，其第一要義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第三、四代的政治原則並無區別。
不少人認為「太子黨」有民主思想的色彩，對現實持批判態度。其中作為代表人物屢被提及的是軍隊少壯派劉亞洲少將。2004年有王怡發表文章，從去年開始又有錢理群的文章「對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2月19日由香港《成報》發表），兩人的論證依據主要是劉亞洲曾寫過一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的文章。可惜的是，這篇被用來作為論證劉亞洲敢言、有民主思想的文章並非劉亞洲寫的，而是我的一篇舊文，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1期（總第76期）的卷首。其來龍去脈我已經寫在「介紹錢理群《對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並釐清一段文字公案」一文裡，有興趣者請去閱讀。所以，如果還有人想論證太子黨有民主思想且對現實持批判態度，還得另找依據，用我那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是絕對不行的，因為那是我的思想。
最後說到在以權謀私與貪污腐敗方面，「平民黨」與「太子黨」之間是否有區別。在這方面還真是找不到什麼不同點，兩者都貪腐，只是方法不同。有關高幹子弟利用父輩資源致富的登龍術，一直是北京不能控制的海外媒體津津樂道的話題，英國《金融時報》那篇「生而為錢的中國太子黨」就很有看頭。有個數據流傳很廣，即億萬富翁中有91%是高幹子弟。而從底層升上來的「平民黨」官員之貪腐程度也未遑多讓，一些小小的縣級國土局長一撈就好幾億。去年最引人注目的鐵道部貪腐案中的劉志軍與張曙光，均是平民出身。其中張曙光居然竟能下手攫取28億美元巨款；2008年倒臺的最高法院副院長、大法官黃松有還是苦孩子出身，其性生活上的齷齪程度更與其頭上那頂法學家帽子「相映生輝」。
綜上所述，只要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這缸污水還在，任何人上臺當政都不是平民的福音。共產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只是解決他們自家內部人誰掌權的問題。所以，在公共政治領域，與其討論中共內部「太子黨」與「平民派」的格鬥，還不如討論在中國如何建立制約政治權力、尊重人民權利的民主制度，因為這遠比討論中共派系鬥爭中誰上臺當政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