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種鴉片」的說法，一個主要證據是共產國際1942-1945年間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弗拉基米羅夫所寫的《延安日記》，作者披露出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沉溺於整風運動、培養個人權威，「每個人都在死記硬背黨的文件，一個勁兒地進行自我批評」，對抗日則持打醬油態度，甚至暗中和日軍勾結，除此之外更以鴉片作為主要經濟來源，例如以下這段文字：
「毛澤東邀請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將。在玩牌的時候，尤任問道：‘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毛澤東沒吭聲。鄧發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以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到國統區。我們一挂挂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癟癟一袋鴉片，就能帶回滿滿一車的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
類似內容在全書屢見不鮮。不過有部分中共的擁躉表示，《延安日記》這本書根本不能算數，因為它是作者死後二十年才由他兒子出版的，這段時期剛好中蘇關係惡化，為什麼蘇聯人早不出版晚不出版，非要挑這個時間點，分明是出於對敵宣傳的需要嗎！我估計這書要是臺灣人寫的，他們又要說這是國民黨反動派惡毒的污蔑（國民黨方面也確實有大量文件提到共產黨的鴉片貿易），這書要是美國人寫的，他們則會說這是西方反華勢力赤裸裸的謊言，非得是中共自己真情流露坦白從寬自曝家醜，下一個罪己詔才能讓他們信服不可了。
撇開《延安日記》不說，還有一本中共元老謝覺哉寫的日記，裡面頻繁出現一個神秘的字眼，叫「特貨」。中共的擁躉又說了，這裡的「特貨」指的根本不是鴉片，而是當地的出產的花馬池鹽。事實真是如此嗎？其實謝覺哉在書中曾將鹽和特貨並列，表明兩者並不是同一樣東西：「三，鹽公司總能收銷一部分鹽。四，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佔政府收入……儘夠支用。」這花馬池鹽何等牛逼，居然能單獨支撐整個邊區政府的財政？《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裡同樣多次提到這個神秘的「特貨」，並且和食鹽分列，「特貨」的出口額竟佔到總出口額的68%（第二名食鹽連14%都不到），其平均價格更達到食鹽的4000倍以上！
更奇妙的是共產黨只將特貨銷往國統區，嚴禁內銷。《謝覺哉日記》中記載：「常常一小步差錯，在群眾中可鬧出大亂子。‘特貨內銷’即其一例。」如果這「特貨」真是花馬池鹽，何必如此？謝覺哉更寫道：「毛說中共犯過兩次錯誤，一是長征時亂拿人民東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種某物（不種度不過難關）——缺乏仁政觀點的人，則認為這是直截有利的辦法，甚至發展到某貨內銷。」這「某物」究竟是什麼沒有點明，恕我想像力有限，一個謝覺哉在自己的日記裡都不敢寫明、不能隨意栽種和「內銷」的東西，除了鴉片之外，我還真猜不出什麼別的答案了。
如果這還不夠令人信服的話，最近我在東大論壇又看見一批國內公開的史料，更是鐵證如山。如新華網《民主革命時期的鎮原縣邊區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貨」後打了一個括弧，標注「大煙」。《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中的《南泥灣調查》一文裡亦在「特產地」下標注「收煙數」，文中更總結起了種鴉片的經驗：「第一，貪多；第二，缺乏經驗，未好好的採訪老百姓的意見，如炮兵團下種時，老百姓說太早，種了不出來，我們不聽，結果六百畝只出八十畝。其他施肥割煙皆不熟悉；第三，種子不好也有關係，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種子。」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蔣介石1935年搞的「兩年禁毒、六年禁菸」運動有相當成效。
不僅是延安在大種鴉片，共產黨控制的其它地區也在干相同的勾當。例如《湖南省大庸縣誌》裡記載：「在大青山一年能收兩萬多兩干板子大煙，作為軍餉的主要來源。」《包頭文史資料選編》裡的《回憶大青山抗日戰爭與綏中地區財經工作》一文中更是乾脆赤裸裸的歌頌起鴉片來了：「大煙！大煙！支援抗日救國的經費。」簡直令人哭笑不得，你抗了毛的日，救了鳥的國。
前天剛好又弄到臺灣教授陳永發發表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一文，通過國內史料分析了「特貨」對邊區經濟的重要性。1941年的時候共產黨在延安基本是山窮水盡入不敷出，因徵糧數太高導致農民大批出逃，就在這時「特貨出口」橫空出世，迅速扭轉了局勢。尤其是後來中共這鴉片種得越來越熟練，對走私的打擊越來越嚴格，1943年中共還入超20多億元，1944年則通過「特貨」200多億的出口額，瞬間轉變為出超150億，小日子越過越滋潤，「特貨」儼然成了中共支柱產業中的支柱產業，這就是所謂「延安奇蹟」的真相。
其實稍微對中共有點瞭解的人也知道，中共創造人間奇蹟不行，吹牛逼吹出人間悲劇的功力倒是一流的，沒有這些鴉片，中共當年早就玩球蛋子了。這支反政府武裝流竄了大半個中國，一路四處出擊幹著美其名曰「打土豪」的打家劫舍的勾當，不抗日，反而悠閑的成天邊開舞會邊種鴉片，拼著老命的往國統區裡走私，真不愧是我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