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軍事件有兩個最大的看點：其一是中共樹立的「打黑」英雄、重慶副市長王立軍出奔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並聲稱要與其舊主薄熙來「魚死網破」，從而揭開了更深，也是更高層的黑幕。媒體與公眾的關注往往傾向於這一點。然而在我看來，此事件中更大，也更有價值的看點在於，在得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紅色太子黨薄熙來立馬派遣重慶市長黃奇帆率領70車武警與裝甲車，全副武裝，浩浩蕩盪開入成都，包圍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從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史開啟了新的篇章。
自中共政權與美國建交以來，雖有1999年「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而出現的中國「群眾」攻擊美國駐華使領館事件，雖然其後證實幕後有中共的煽動和組織，不過畢竟當時可以說是「群眾義憤」，民間自發的行為，與中共官方無關。可是這次薄熙來派出武警、裝甲車包圍美國領事館，一來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又是紅色太子黨的身份，不能再說是群眾自發行為；二來正值副主席習近平出訪美國前夕，沒有義憤可言，只有私憤可泄；三來包圍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武警和裝甲車完全是中共在編的官方武裝，與民間沒有絲毫關係。因此這次薄熙來出兵包圍美領館事件，完全是中共官方的行為，而且顯然是違背國際法的。儘管事後中共與歐巴馬政府都低調處理，然而該事件的嚴重性質並沒有因為官方的刻意淡化而改變，這也是美國國會要對此展開調查的主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把薄熙來出兵包圍美領館說成是「警變」，而事實上這是一次兵變。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武警不是警察編製，而是部隊編製。在中國，武警的士兵都是服兵役者，而非面向社會招募的警察，武警的軍官都是軍銜，而非警銜，武警部隊是受中央軍委領導的，武警的所有高級將領都是中央軍委主席任命的，可見武警的性質是兵而不是警，所以發動武警越界包圍外國領事館完全就是一場兵變。
如果反過來，在美國有一位州長派遣國民警衛隊越界包圍中國駐美領事館又會如何？這位州長肯定會被立即解除職務並被逮捕受審。可是在中國，詭異的是發動這場兵變，釀成重大外交事件的薄熙來非但沒有被捕，反而還在繼續擔任重慶這一直轄市的重要領導職務，甚至還公開會見了來訪的加拿大總理。這說明什麼問題？這說明中共中央的權威已經蕩然無存了。無論中共如何千方百計地掩蓋，薄熙來的膽大妄為，以及黨中央的軟弱無力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據媒體報導，當王立軍託庇於成都美領館，薄熙來發兵越界圍困時，薄公子的下屬、重慶市長黃奇帆居然對中共中央派去的「欽差大臣」、國安部副部長邱進不買賬，就在美領館門外當著老外與下屬的面與之激烈爭吵，讓這位「欽差」，更讓中共中央顏面掃地。更可笑的是，該事件曝光，導致輿論嘩然，舉世矚目之際，薄熙來跑到昆明，擺出一副憑藉其父舊部第十四集團軍對抗中央的姿態，而胡錦濤黨中央非但不敢拿下禍首薄熙來，反而把四川的公安廳長和一個副省長當替罪羊，撤職了事。與中共喉舌媒體長年刻意製造和灌輸的假象正相反，當今中國弱主強藩的政治現實，在這一事件中已經暴露無遺。
為何歷來強調中央集權，推崇「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共，當前居然走到了弱主強藩這一步，中共中央對地方上的兵變甚至裝聾作啞，視而不見？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有道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秦始皇以下，幾乎歷朝歷代都搞中央集權，想把權力集中在中央，之所以有分有合，不是想與不想的問題，而是能與不能，行與不行的問題。中央集權的可能與可行都必須要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中央朝廷在民間草根具備足夠的威望。
兩千年來，中國的政治就是中央朝廷、地方藩鎮與民間草根這三方的博弈。而中央集權就是弱化、束縛地方藩鎮的權力，儘可能實現中央朝廷對民間草根的直接統治。因此中央朝廷在民間草根有無足夠的威望，也就是民間草根願不願意主動接受中央的領導就成了中央集權能否可行的必要條件了。
如果中央在民間有足夠的威望，中央的政令在民間的實施就順暢，那麼地方藩鎮只起到一個上傳下達的作用，其權重就比較輕，上不足以威脅中央，下不足以為害地方。此時藩鎮的角色就只是牧羊人而已，因此過去地方首長稱作「州牧」。
反之，若中央在民間草根沒有威望，人民不願接受中央的領導，那麼中央的政令在民間就難以推行，此時中央必然借重地方藩鎮，賦予其更大的權力去壓迫民間草根，而地方藩鎮的勢力必然會在中央朝廷與民間草根的矛盾與對抗中坐大。
中央與民間的矛盾越激烈，賦予地方藩鎮的「維穩」權力就越多，地方藩鎮欺上壓下的空間也就越大，這樣就形成了的地方藩鎮兩頭通吃的局面。到了後期，藩鎮對上足以威脅中央，對下肆意為害地方，到了這一步的時候，中央集權事實上已經崩盤了，而中共紅朝現在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所以中共中央的弱勢與地方藩鎮的強勢，人們常說的的「政令不出中南海」，也就是當前這個形勢下的必然。
網民經常將中共紅朝叫做「後清」。鑒古知今，彰往考來，我們不妨看看晚清的政治走向。由於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有足夠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可以借鑒，愛新覺羅皇室又十分重視對皇子們的教育，因此清朝的統治經驗可謂集歷史之大成，對封疆大吏的權力也做了儘可能週到的限制，因此自削平三藩之亂以後，前期並無藩鎮之害，直到歷史轉折點的出現。這個歷史的轉折點就是太平天國起義。
當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佔了東南半壁江山，而且卡斷了北京清廷的生命線——運河漕運。為了扑滅太平天國運動，滿清借重有「曾剃頭」之稱的酷吏們，賦予地方官吏以及他們的私家武裝——團練更多的權力。當然朝廷也知道，在此期間地方上必然會出現濫殺無辜邀功以及劫掠民脂民膏發國難財的事，然而為了「維穩」大局，朝廷打開潘朵拉魔盒，放出那些鷹犬，縱容其殘民以逞。所以當時真正的贏家不是朝廷，而是在朝廷與民間草根的戰爭中坐大，掌握了實權的曾國藩、李鴻章等地方藩鎮以及他們的私家武裝——湘軍與淮軍。因為朝廷的權力與民間的財富在「維穩」的過程中不斷流向地方藩鎮，由此而形成這些封疆大吏尾大不掉之勢。
即使如慈禧親信的張之洞，出任地方大員後還是將地方藩鎮的利益放在首位，因為在藩鎮權重的政治態勢中，一旦將誰放在那個位置上，他必然會基於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很快適應新的角色。
之後雖然慈禧太后為了弱枝強幹，借「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打擊湘軍勢力，將楊嗣昌等一批湘軍系統的地方官員革職，又借中日甲午之戰廢掉了李鴻章的淮系，不過地方藩鎮的勢力一旦形成，即使有慈禧那樣的權鬥智謀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一態勢。因為從根本上說，地方藩鎮的坐大是中央朝廷與民間草根的矛盾與對抗造成的，這一根本矛盾不解決，削藩都是空談。鷸蚌相爭，必然漁翁得利。
當然得勢後的地方藩鎮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必然會阻撓中央朝廷與民間草根之間試圖實現和解的任何政治改革，反而會千方百計加劇中央與民間的矛盾，因為那就是地方藩鎮既得利益的根本所在。所以從歷史上看，雖然自秦始皇以下，歷代朝廷都想搞中央集權，不過一旦中央在民間失去了威望，中央朝廷與民間起了大衝突，比如漢之黃巾，唐之黃巢，清之太平天國，地方藩鎮勢力必然隨之急劇擴張，中央在民間層出不窮的反抗與強藩的蠶食侵吞之間窮於應付，直到耗乾而趴下，這幾乎就是歷代中央集權的宿命了。
當年羅干的連襟何祚庥在抹黑法輪功，試圖挑起「法輪功事件」從中漁利的時候就把法輪功說成是「太平天國」，而心胸狹窄，滿腦子陰謀權鬥的江澤民也根本就不懂修煉為何物，一意孤行發動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從而將一億法輪功修煉者推向中共政權的對立面。為了鎮壓法輪功，中共向地方藩鎮與政法系統釋出更多的權力，縱容這些鷹犬肆無忌憚地侵犯最基本的人權，強奪民財，甚至草菅人命，等於是打開了潘朵拉魔盒，從此給中華大地帶來深重的災難，也毀滅了中共政權自身的存在根基。而薄熙來其人，就是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最凶殘的封疆大吏之一，他也因此而以「群體滅絕罪」在多國被起訴。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薄熙來所搞的「重慶模式」，那些無法無天的肆意妄為，無非是將他過去對法輪功群體所做的擴大到更大的範圍，針對更多的人群而已。這場對真善忍的信仰及其修煉者的迫害，以及法輪功學員在世界各地的講真相與反迫害，還有九評與三退運動的出現，讓中共在民間徹底失去了威信，只有更多地依靠地方藩鎮去維持其統治。作為交換，中共也勢必要給地方藩鎮更多的好處，而這種代價，中共完全轉嫁給人民頭上了，因此中國人民承受著地方藩鎮更多的劫掠與壓迫。
這些年間，中共官吏所表現出來的貪婪和殘暴，對人民合法財產的掠奪，對基本人權的侵犯也激起了民間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的抗爭。為了鎮壓人民的抗爭，中共也不斷向地方藩鎮與政法系統釋出更多的權力，並默許他們掠奪更多的民脂民膏用來支撐對民眾的迫害，由此而激起人民更多的，範圍更廣大的抗爭。中共已經陷入了這個無法擺脫的惡性循環。當前中國弱主強藩的政治態勢，就是這樣形成的。
時至今日，薄熙來犯上兵變，黨中央卻視而不見，這說明中共中央的權威已經崩解了。如今的黨中央就是一隻紙老虎，已經沒有能力，或者沒有勇氣去直面來自強藩咄咄逼人的挑戰了，即使這種挑戰已經到了兵變的層面，已經到了蔑視「欽差」的程度，已經釀成了重大外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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