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信仰》（四）
到了春秋亂世，隨著周王朝實際統治能力的喪失以及金屬冶煉技術的普及和提高，鑄造青銅九鼎無論在政治上和技術上都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根據近年的考古發現，春秋時代楚國就已經自己鑄造青銅九鼎，這是與歷史文獻記載楚國國君稱王的年代相一致的。考其楚國鑄造青銅九鼎的具體年代，應該就在楚莊王北伐中原、向周定王的大臣王孫滿詢問九鼎「大小、輕重」的公元前606年前後。楚莊王鑄造青銅九鼎，其用意非常清晰，就是要獲得直接代表「天」統治天下的權力。因為青銅九鼎就是「天子」的象徵。
春秋亂世，王室衰微，也催發了當時的精英人士對於「天」與「天下」的諸多思考，其中包含了對於上古傳承下來的「天」之信仰的開始鬆動，比如孔子同時代的鄭國人子產就說過「天道遠，人道邇」這一類的話，表明瞭當時的精英人士對於「天」和人類社會之間關係的開始進行思考，而不再是一味的「仰而信之」。但如果因此就下結論說中國人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放棄或擺脫了對「天」的信仰，則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孔子所在的春秋末期，是中國的學術思想開始萌發並且迅猛發展的時代，子產就是孔子的尊之為師的思想精英之一。正是在子產等思想精英的啟發下，孔子開始整理、刪述、撰作「六經」，把原本屬於周王朝典章制度的「六經」作為教材教書育人，使之成為可以在世間自由流傳的學術思想，從而開啟了中國學術思想之門。掌握在天子及百官手中用於統御萬民的神聖的典章制度下降為掌握在民間學者手中可以自由傳播討論的學術思想，這些典章制度原來所維護和擁戴的制度性「信仰」就開始發生了鬆動和瓦解。但是，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信仰」的鬆動和瓦解只是發生在思想精英人士之間，對於那些與思想職業淵源不深的普通大眾來說，天還是那個神聖的「天」，地還是那是神秘的「地」，都是需要無條件地敬畏和服從的神聖所在，不敢有半分的懷疑與褻瀆。即便是開啟了中國學術思想之門的孔子，也只是「敬鬼神而遠之」，雖然有所疏遠，但卻嚴格恪守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規則，從來沒有半分的不敬。並且，到了人生的關鍵時刻，孔子所倚仗的，依然是對「天」的敬畏與信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子開啟了中國學術思想之門，直接引發了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盛世，而思想的馳騁、學術的駁難，依靠的是理性的思維與辯證。這種局面的出現對於信仰世界的維繫是災難性的。讀戰國諸子著作，除了《墨子》以外，的確看不到對「天」的信仰存在的更多證據。這是一個思想史的事實。據此，學術界得出一個很流行的結論：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缺少宗教的神聖性，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不是宗教，而是倫理。這種觀點是從解讀中國經典文獻之上得出的學術結論，但卻不是中國人真實的精神歷史，因為這種學術結論只是考察了思想精英們留下的傳世著作，而沒有把中國歷史上大眾的精神狀態納入考察的範圍。即便是在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盛世，依然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來自於非精英的社會大眾對於天地鬼神的信仰軌跡。這一點，在代表下層大眾思想價值的《墨子》中論述得很清楚。《墨子·明鬼》詳細地論證了鬼神的存在以及對鬼神信仰的先天性必要；《墨子·公孟》則明確地提出：「夫智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智矣。」並批評儒者說：「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悅。此足以喪天下。」《墨子·天志下》則更加直截了當地說：「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
春秋亂世直至戰國時期，王政衰落，夏商週三朝建立並且實行的「天」的代理人制度——天子代表「天」統御天下萬民的制度名存實亡，人們對天的信仰也陷入一種混亂的狀態之中。當然，信仰的混亂與瓦解狀態，對於人們的思想是一種極大的解放，百家爭鳴的思想盛世由此而來並且為後世創造了豐富的思想遺產。但是，對於以恢復社會秩序、拯救天下萬民為己任的儒者來說，這種信仰的混亂與瓦解就意味著社會秩序的混亂，就意味著「天」的代理人統治天下的制度受到致命的威脅。孔子作《春秋》，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乃是因為「《春秋》，天子之事也。」所謂「天子之事」，就是天子在春秋祭天之時通過巫祝向天匯報天下大事的「祝史正辭」，其文本簡稱為《春秋》。漢儒董仲舒據此稱稱孔子作《春秋》為「奉天而法古」，繼周之「赤統」之後創立了「黑統」，就是說孔子在這個時期是「天」的代理人，受命於「天」，建立「道統」。孟子繼孔子之後充實和發揚了這種建立在「天信仰」之上的道統，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貴民思想，並依據這種貴民思想闡發以民的利益得失為判斷標準的「仁政」政治哲學，更進一步指出在地上承載這種「天道」的是「士」階層，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士」秉持「天道」就能夠「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就可以「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所以孔孟之後，雖然中國迭經戰亂與外族入侵，中華文明始終未曾斷絕，成為人類社會唯一從遠古傳承至今的文明實體（儘管這個文明實體從今天的文明標準衡量有著諸多不如人意之處），這就是因為中國社會在統治者所秉持的「王霸雜之」的「治統」之外，始終有著「士」階層堅守的「道統」的存在，與「治統」相對抗，盡其所能地約束著專制統治本性中那種為所欲為的惡的東西，所以中華文明得以不絕如縷，延續至今。
（《臉背後的中國》節選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