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統戰部長暨西藏事務的常務副部長朱維群（看中國配圖）
如果不是中國的藏人接連自焚，我不會想起我曾經認識的朱維群。
我在鍵盤上敲寫這篇稿子的時候，網路上又傳來四川甘孜藏區色達縣三名藏人為抗議中共統治而自焚的消息。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藏人自焚已多達二十人。全世界正嚴重關注，在中共統治下的藏人，以最慘烈的自殺方式，一個接一個讓自己在一團團烈火中活活燒死。
朱維群是中共中央統戰部享有正部級待遇的常務副部長。人們可能不知道中共的統戰部長是誰，但藏人接連自焚，使人們不可能不知道掌管西藏事務的常務副部長朱維群。朱維群與中共西藏區委書記，是中共西藏政策的兩位主要執行者。從二○○三年起，朱維群就代表中共中央處理西藏問題並就西藏問題對外發言。據說他先後三十多次前往西藏，佈置對藏民的鎮壓和統戰。即使鐵石心腸的人，對全民信佛、人類中最善良的藏人接連自焚都不會無動於衷，但朱維群卻說「中國政府對在西藏工作的方針不會有任何改變」，要「放棄對達賴喇嘛的幻想，做好長期鬥爭的準備」。不久前他又到對藏人自焚反應強烈的歐洲，污蔑達賴喇嘛「想把藏傳佛教變成一種自殺教、自焚教」。政論家陳破空撰文指出：藏人自焚，朱維群罪責難逃。而我則看到：朱維群的言行表明他已經放棄了人類良知與人性的底線，他的意識與一隻凶殘的狼無異。
曾被南斯拉夫法院判刑三年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與朱維群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同事，我與他有一面之交。那一面，朱維群給我的印象是：誠懇、誠實、有羞愧心，是個好人。
一九八七年海南籌備建省，興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那時我擔任《人民日報》駐深圳經濟特區首席記者。海南建省籌備組與《人民日報》協商，調我去海南工作，出任《海南日報》總編輯。調令很快下達，我匆忙赴海南上任，然後抽空回北京《人民日報》社辦理組織關係轉移手續。
我在《人民日報》有很多好朋友、好同事，尤其是我所屬的記者部。我與同事們一一道別，北京記者站首席記者邀請我到他家餐敘，為我餞行。這位原駐北京首席記者有一副熱心腸。這裡多說幾句：八九年中國發生民主運動，鄧小平揮軍二十多萬進入北京戒嚴，《人民日報》連載十天的《戒嚴十日談》便出自他的手筆。十篇短文或直敘或隱喻，記述了北京市民抵制戒嚴令，勸諭解放軍官兵不要把槍口對準人民，以及戒嚴十天，北京秩序良好，並無任何動亂的情形。
餞行的酒席間，有一位陪客，便是朱維群。我的北京首席記者朋友向我引薦朱維群，希望我邀請朱維群隨我一起到《海南日報》工作。
朱維群是《人民日報》國際部的記者。他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人民日報》合辦的新聞研究生院。在上學期間他被送到南斯拉夫學習塞爾維亞語，畢業後被派往貝爾格萊德任駐南斯拉夫記者。但他時運不濟，在一次駕車外出時發生嚴重車禍，他開的轎車與一輛集裝箱車相撞，坐在他車上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夫人當場死亡，而他卻毫髮無損。他為什麼載大使夫人出行不得而知，他對車禍負有責任，南斯拉夫法院判處他三年徒刑。礙於他是中國記者，判刑後並未執行，把他遣返中國了事。
除非他有獨特的陞官之道
我見到的朱維群，南斯拉夫的三年刑期未滿。當時他神情沮喪，對自己的車禍導致大使夫人死亡愧疚難當。他不願意繼續留在《人民日報》工作，他覺得同事們看到他就會想到他在南斯拉夫車禍肇事被判刑。他希望離開《人民日報》，到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工作，遠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島便成為他的首選。
我當場答應了他的要求，表示願意幫助他擺脫現在的處境。原因就是我看他對自己釀成車禍致人死亡有羞愧之心。我準備在《海南日報》為他安排一個相當的職位。等待他向《人民日報》提出調動申請後，我便會上報海南省委組織部發出商調函。
但後來朱維群再也沒有與我聯繫。我聽說他先從國際部調到總編室當版面編輯，最終還是離開了《人民日報》，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後來又去了統戰部。
一年半以後，八九民運發生。「六四」血腥鎮壓後，我被指犯了支持「動亂」和「輿論導向」的嚴重錯誤，遭中共海南省委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有兩位隨我一起調到《海南日報》工作的《人民日報》同事受我牽連，日子難過。此時我為朱維群慶幸，他沒有隨我來海南工作，避了一劫。
「六四」後，我流亡美國。大約在十年前，我在舊金山遇見一位原《人民日報》同事，他告訴我，朱維群已經當上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我頗感吃驚：中共官場實行的是逆淘汰機制，按我原先認識的「誠懇、誠實、有羞愧心的好人」朱維群，應是不可能在十年間，從一位普通記者升為中央副部長。除非他有獨特的陞官之道，那也得首先背叛本來的自己，成為一個不誠懇、不誠實、沒有羞愧心的人，作為陞官的前提。但這樣說，我還是低估了他，我完全沒有想到他會充當中共毀滅藏族文化，褻瀆藏傳佛教和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鎮壓藏人的反抗，致使藏人接連自焚，卻堅持作惡、毫不反省、不怕天譴的人權惡棍，成為一隻沒有良知、沒有人性的凶殘的狼。
那是一個逼人為狼的官場
我流亡美國後，常被人問到一個問題：你後不後悔？問的人會說：如果沒有「六四」，也沒有流亡，你應該是多大多大的官了。
如果中國人的人生價值是以在中共的官場上混得官職的大小來衡量，我當然應該後悔。可是人生還有另一種價值衡量，是以良心、道德、人格，和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尊重與追求為尺規。當年的我與朱維群並無不同，如果沒有「六四」，沒有流亡，我繼續混跡於中共官場，想高升而不被逆向淘汰，我就必須像朱維群那樣，棄守良心、道德和人格的底線。那麼我就不能保證我不去包二奶、貪污公款、殘害百姓、逼人自焚，成為人權惡棍乃至成為凶殘的狼。因此我覺得我是幸運者，我得到了一個上天賜予我的機會，讓我脫離了中共官場，獲得新生命，使我有可能在人生旅途的後半程，去追求和實現真正的人生價值。
朱維群與我照面，只佔我人生的一瞬間，藏人自焚，使我想起了朱維群。雖然他罪責難逃，將來一定會下地獄，但我仍相信他原本是一位好人。在中共的官場上做好人，實在太難，風險高，隨時被逆向淘汰，遭滅頂之災。那是一個逼良為娼、逼人為狼的官場。朱維群和中共官場的所有人一樣，有人性的弱點，他要生存，他要權勢與富貴，他別無選擇，只能由人變成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