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的中央政法委書記權重很可能要壓住中紀委書記而排名提前，因為面對高頻社會危機，政法體系強化了稱為「綜合管理」的維穩職能。按現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及其前任羅干的仕途模式，出任該職前均是政治局委員與國務委員雙職在身，成為常委並出任該職後還要任一段時間的國務委員。
接任周永康的人選孟建柱與薄熙來均不具備羅周兩人的資歷：孟建柱是國務委員但無政治局委員頭銜；薄熙來有政治局委員頭銜但在地方任職而無國務委員資歷。按黨政兩大塊的高官階次，國務委員與政治局委員是同級，但顯然後者的政治含金量更高。然而，比較孟薄二人資歷與現階位，孟以國務委員身份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似比薄有晉位機會。
中共高層的政治算術
中央政法委現有兩位副書記，卸任新疆書記的王樂泉以政治局委員身份排在孟建柱前面，但王因年齡問題而無進十八大的可能。王以政治局委員身份由疆回京被安排在中央政法委，即「夾塞」在孟之前，亦表明政治局委員確實比國務委員權重大。等外言之，劉延東以政治局委員與國務委員雙料身份在十八大「入常」顯然優於薄熙來。
在這樣的政治算術裡面，孟薄二人的關係更加微妙。除非劉延東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而孟薄二人均有其他安排。換言之，薄進常委綜合實力強於孟，孟因薄壓在「頭上」而無緣「入常」。再者，薄對孟有年齡優勢，比孟整小兩歲。
孟建柱雖然對重慶打黑也高唱讚歌，稱其「好準狠」，但薄在中共重慶市第三屆委員會第十次全會（去年十二月二十日）閉幕時公開對北京高層「點名」，卻未提及孟建柱而限制在常委層面，稱曰「邦國慶林長春近平國強永康肯定重慶唱紅」。唱紅是意識形態危機下的自我救贖，也是薄向最高層兜售政治處方的安排；打黑是在重慶立威而窺視天下的權爭策略，本質上也貶損了身為公安部長的孟建柱。
警察社會形象壞到極點
孟對重慶打黑的喝採完全是言不由衷，因為打黑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整肅警察隊伍。孟也有可讓高層官場理解的地方，即周永康公安部長五年任期徹底敗壞了警察的社會形象，「昔日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的民諺是最貼切不過的寫照。儘管現在薄熙來為了仕途不得不在「點名」時捧周永康一把，但重慶打黑的「北京效果」就是「打周」。所以，周永康贊同重慶唱紅被薄亮出來，而肯定其打黑如同孟的肯定一樣不被領情，也不是「點名」的由頭。
歷時七年的河南周口市六名警察在派出所內打死下崗工人李勝利案，最近因最後一名嫌犯、女警王海宇的投案自首而宣告結束。但是，作為新聞話題該案再一次證明「今日土匪在公安」的民間評價。對於此案，在羅干之前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任建新（未進政治局，曾任書記處書記）身邊的一位高階工作人員說：「想都不敢想！羅干與周永康的責任是推不掉的。」另據一位不願透露身份信息的研究人員稱：毀壞公安的最主要原因是「最高國策」治國模式，計畫生育與打擊法輪功「讓百姓沒處說理去，讓警察認為代行國家權力而可以不負任何責任」。
警察涉黑涉黃與敲詐勒索在今日中國已經是行業標誌。比如，在湖南湘潭，警察保護歐建黑社會集團長達二十一年，以至於歐建向公安局副局長蔡亞斌提供毒品與女色，金錢則更不在話下。再比如，浙江江山市中層女警鄭某幫丈夫非法集資千萬元無法歸還，而其夫之所以順利「集資」是借鄭某警察身份而行敲詐之實。
警察違法引發群體事件在中國更不是新鮮事，以至於有研究機構提供給北京最高層的調查報告說：「警察違法得不到遏止，不可避免地將引發全社會性的暴力革命。」為此，人民網發表文章稱「暴力革命無法解決社會發展問題」，意在勸說社會力量不要選擇暴力革命。
薄熙來癖好專政工具
研究報告還提到：「前蘇聯解體的民意原因之一就是警察社會形象壞到極點，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警察腐敗仍然是影響俄羅斯今天國際形象的最大負面因素之一。」
一黨專制產生了警察國家，警察體系作為專政工具反過來成為國家敗亡的助推器。這個悖論存在於前蘇聯也存在於當今中國。
自詡鐵腕的政治人物無不對專政工具有特殊的偏愛，以恢復毛主義統治為己任的薄熙來概莫能外。在已經涉及到的中共重慶市第三屆委員會十次會議上，薄熙來就「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發表看法，其云「政法隊伍就是要對壞人狠對人民親」。
北京有法學家指出：壞人或好人是道德判斷標準，與公正司法程序沒任何聯繫，即便是對壞人也不能採取懲罰過度的方式。薄氏的「狠」主張在法理上講，就是要採取懲罰過度的方式。對今日亂世，必施以嚴刑峻法。
不惟薄氏本人有「狠」主張，就是經過官民反覆博弈的刑訴法修正案，仍然將秘密拘捕項目擴大化為「有礙偵查情形」雲。中共整體上偏好專政工具，只不過有時的法規表述柔性一些而已！北京一位資深政法分析人士針對薄氏「狠」主張，在小圈子內講：「你們這回知薄三兒的本質了吧?!他針對警察的打黑不過是馴服那些‘土匪’，以便他執掌政法大權之後為其所用並無條件地服從。這跟毛澤東收攏土匪袁文才王佐等進紅軍沒任何區別。」
「點名」背後高度不安
薄熙來對北京「點名」，九常委涉及六人，胡溫與李克強成了不言而喻的「反對派」。有人認為這是其膽大妄為之舉，亦有人謂之老謀深算。但問題的本質是：其一，最高層對打黑中的公權力非法行為之社會後果深表擔憂，因為目前向中紀委告狀的不下五十人並各自動用深層人脈關係；其二，薄氏想甩包袱，即突出唱紅的意識形態危機救贖作用，從而淡化打黑的負面效果。
十八大時薄「入常」本無懸念，但其本人並無信心。爭取前四名的機會仍然存在，即出現「習汪李薄」之勢，倘如此，以位在「老九」的中央政法委書記保底會出現意外。因此，在惴惴不安的個人思忖下，薄氏高調出位而力爭「保九進四」。
為了阿諛建議權很重的江澤民，薄將毛鄧江串起來吹捧而將胡的排名位置「安排」給江系親信吳邦國，以示自己贊同「五不搞」。在中共重慶市第三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的開幕式報告上，薄氏不僅把吳邦國與毛鄧江串在一起，而且是在最後才勉強提了胡錦濤一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