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知青回城－－一場被遺忘的維權抗爭運動」，介紹新加坡國立大學楊斌教授關於70年代末雲南知青發動返城請願運動的研究。楊教授的文章是經過大量採訪後寫成的，發表在那年英國的《中國季刊》雜誌上，在當年該刊的「佳作排行榜」上排名第二。楊教授認為，作為自發性的和大規模的社會請願運動（在中國這樣的制度下其實也就是一種反抗運動），70年代末的雲南知青返城運動是1949年以來唯一一次獲得勝利的，因為它有以下三個有利因素：請願運動領導人和參與者正確的組織和策略、中共高層內部的鬥爭（「凡是」派和「真理」派），還有有利的國際因素（中越邊境劍拔弩張，中南海急於在雲南「維穩」）。稍晚幾個月的新疆知青返城運動由於不具備後兩個條件就受到鎮壓。我那篇介紹文章發表在海外，但被海內的知青和其他網站廣泛轉載。
70年代末知青回城運動實際上是今天維權運動的前身，當年的請願知青是今日維權運動的先驅。從1978年開始，中國人花了30多年，才把「權利」這兩個字重新放進了漢語的公共表達。但表達是一回事，實現是另一回事，儘管這些權利多半還只不過是生存權—用「只不過」這三個字並沒有任何輕藐，只是要說明這些是被「和諧盛世」認可，許諾甚至誇耀的。當年雲南知青請願運動是要爭回被文化大革命剝奪的和家人團聚的權利，爭回被毛澤東時代剝奪的正當就業的權利，這只不過是他們整個生存權的一部分；和他們的知青生涯相聯繫的還有生存權的其他部分，當時不那麼迫切，例如最近幾年一些老知青多方奔走呼籲的工齡計算問題—在退休之際，他們的知青年代如何計算工齡。這樣一個對他們餘年的「生存權」事關重大的問題，在中國的體制下是在和當事人很少有商量餘地甚至毫無知曉的過程中制定的。
丁惠民是當年雲南知青返城運動的組織和領導人之一，這幾年一直在為老知青的工齡問題呼籲。他原是上海知青，但返城後由於家庭的原因在重慶落戶。他的遭遇說明，在回城之後30年，這些老知青的「生存權」問題不但一直沒有徹底解決，隨著暮年將至越來越緊迫，而且對於某些人來說原來不是問題的現在也成問題了。
2009年八月，丁惠民從重慶去上海參加上海知青關於工齡問題的討論和活動。根據民間網路消息（不可能有官方消息），當時上海知青因為工齡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準備按照信訪條例派代表去上海市政府表達訴求。「2009年9月7日晚，從重慶趕去上海應邀參加會議的丁惠民在上海嘉定一個小旅館內被兩名自稱是重慶國安的人帶走。之後數天音訊全無。」
要知道丁惠民的下落，可以看丁惠民的女兒的博客：「2009年9月12日晚，在多方努力但沒有任何消息的情況下，我發出尋人帖：《尋找我的父親丁惠民》，很多好心的知青叔叔阿姨幫我轉帖。第二天，我就接到 上海南匯公安局來電，稱我父親已於2009年9月9日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罪名刑事拘留。9月15日下午，我收到了從上海南匯公安分局寄來的拘留通知書。」丁惠民的近況是「今天去看了爸爸，重慶的冬天陰雨綿綿，接見很順利。從2010年7月6日以來爸爸一直在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非法勞教。這是他從2009年以來第三次為了知青維權坐牢。爸爸瘦了，手上第一次長了凍瘡。爸爸，請你要一定堅強，我們都知道你是被迫害的，你是為了知青進去的，你一定能光明正大地出來！」所幸的是，丁惠民還沒有完全被和諧盛世消聲，有維權律師劉曉原在幫他，但劉也受到極大的限制，壓力重重。
年輕時的丁惠民被「變相勞改」（這是林彪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針見血的定性），老年的丁惠民被「正式勞教」。年輕時丁惠民爭回城權僥倖如願；年老時丁惠民爭的是工齡權，但卻失去更為基本的人身自由權。從 「變相勞改」 脫身多年後又陷身「正式勞教」，說明至少在他個人，中國的人權是退步了。這樣的事發生在「紅歌之都」重慶，讓很多網民對這個城市究竟是紅都還是黑都頓生疑竇。其實，紅和黑都不是重慶的原色；紅黑混淆，一片濃霧才是重慶的本色，就像中國的前途一樣。
楊斌教授在他的文章中總結了對當年知青維權和請願運動有利的那三個條件，對於今天仍然被勞教的丁惠民來說顯然都是「宏大敘事」。在一個GDP成天文數字的「和諧盛世」，他的個案（甚至整個老知青一代的工齡問題）難道還需要那三個宏大敘事湊在一起才能和平處理嗎？
今天，沒有人能否認中國全局性的問題是體制性的，是政治性的，需要在宏大敘事的框架內才能理解和解決。但這並不說明所有的具體問題和對當事人的處理都要用政治手段解決，都要動用暴力機器來壓制，都要用宏大敘事的語言（「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云云）來論證。相反，要化解體制性政治性和宏大敘事造成的剛性僵局，一個辦法就是在個人，地方和局部的範圍內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團要不但懂得而且切實把自己的生死抉擇轉化為利益再分配問題。如果連一個老知青來討工齡都要讓他失去人身自由，那解決中國問題的餘地也太狹窄了，最終可能狹窄到不比楊佳手上那柄利刃的尺寸大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