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示範和表率作用在中共締造出的龐大表演帝國裡體現得淋漓盡致。自中共執政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革命運動」，中共的殘暴與邪惡將表演和說謊馴化為多數中國人最基本的一種生存方式。身居高位的郭沫若一直出現在運動舞臺的中央，表演得非常盡心盡力盡興。
郭沫若的「優孟」人生主要通過文人的寫作來進行化妝表演。他對毛澤東跟隨最緊，紅旗舉得最高，他曾經說過：「世上有兩個紅太陽，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北京。」他歌功頌德，諛毛媚上；他逢場作戲，緊跟風向。曾經為自由呼號的女神在晚年變為馴服的御用文人，桀驁的天狗變成對主人特別忠實和依戀的哈巴，獨立人格盡失，自由精神全無。
他曾在《紅旗躍過河江》一文中寫道：「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他甚至將毛的錯別字也進行讚美。對毛澤東的歌頌讓人感到的豈止是肉麻！
為了討好毛澤東，郭沫若也向毛夫人江青獻媚。他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的討論會中發表了《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後，即席向江青獻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詩雖然寫的蹩腳、假大空、索然無味，但一副媚態暴露無遺。
郭沫若還竭力向與毛關係密切的人拍馬。他向當時毛澤東的共黨朋友斯大林也獻詩《我向你高呼萬歲——為斯大林壽辰所作》：「斯大林大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你的七十歲已經是地質學上的年齡了，/已經是天文學上的年齡了，……你已經活了七千億萬恆河沙數地質年，/你還要活下七千億萬恆河沙數天文年。……我向你高呼萬歲……」。
郭沫若的學術表演極其仰人鼻息，其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對兩位難分軒輊的詩人的態度反差之大，讓學界瞠目結舌。本來李白是唐代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讚譽李白自在情理之中。但僅僅是為了迎合毛澤東對李白詩的偏愛，他對李白不遺餘力地褒，而對杜甫極盡之能事地貶，反對將杜甫視為詩聖。郭沫若以學術投權力之所好，人性扭曲，卑躬屈膝，這種學術表演為真正的學者所不齒。
中共賦予了郭沫若晚年顯赫的政治地位，但他的地位越高，表演的就越起勁兒，也就越顯得低三下四，越尊嚴掃地。年輕時曾經呼喚鳳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變得摧眉折腰阿諛奉承，成為借文化來殺人的政治狂人甚至政治流氓。他當時作為文化界的掌門人曾對胡風集團作出結論說：「胡風偽裝革命混到革命隊伍中來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一直繼續到現在，並日益變本加厲。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罪大極惡的反革命分子。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嚴厲制裁。」由於他無條件跟風進行擴大化栽贓，一大批作家被置於死地。
郭沫若迷戀權力，充分利用「才子加流氓」的條件，通過高調表演而提高自己的聲望和地位。有人諷刺他是「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文革」中他甘心充當專制獨裁的走狗，只要有利於自己向上爬和自保，人格骨肉都可以出賣，友情正義統統都可靠邊站。比如，政治地位遠高於他的康生曾奚落他的字：我用兩根腳趾頭夾著毛筆，就能寫出郭沫若的字來。他竟然忍氣吞聲和康生結好；自己的兩個兒子在文革中自殺，他卻於1976年寫下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違心地吹捧文化大革命；但過了僅僅五個月零九天，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他旋即又賦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來抨擊「四人幫」。舞臺轉換之快，道具變化之頻，令人眼花繚亂。惡劣的人品，醜陋的操守，使拍馬成為他的一種無意識習慣。
當然，對自己的表演，郭沫若完全能自察和自辨。在一篇題為《無花果》的報告文學中他對自己的人生作了這樣的概括：「做人有兩種，一種叫逢場作戲，那樣，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種，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毀掉。我的詩，最早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自然流露。……北伐開始之後，我的地位漸漸高了，就免不了學會逢場作戲了。」宋美齡在1982年寫給廖承志的公開信中對郭沫若的逢場作戲進行過如此痛析，「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郭沫若的「優孟」人生還體現在他視自己的婚姻為兒戲。郭沫若一生中有3次正式婚姻。原配夫人張瓊華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68年；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為此佐滕富子與父母斷絕關係，幾年後，郭沫若不辭而別，離開日本，將佐滕富子拋棄，留下了五個子女；還有於立群，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縊死於北京故居。另外，他還有多個婚外情人，先後與多人結婚，對於立群的胞姊於立忱的始亂終棄，間接甚或直接導致其自殺。還有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後被拋棄，下落不明；黃定慧，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郭沫若的風流韻事與亂倫嫖妓，為思想、文化界乃至世人所唾棄。
雖然按政治地位郭沫若完全算得上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在中共的專制體制下，在黨魁毛澤東魔掌的陰影下，他也只不過是一個擺設，一尊花瓶，一個「文化班頭」。毛澤東為中共精心設計的一個殺人模式是「先殺靈魂，再殺肉體」，讓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樣的沒有任何尊嚴。正如《九評共產黨》中所揭示的：「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鬥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中共把知識份子、骨鯁之士變成應聲蟲、哈巴狗，它摧毀的是精英，打斷的是脊樑，敗壞的是民族。郭沫若的優孟人生折射出中共邪惡體制下自甘墮落的知識份子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