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它的特徵是統治者在法律與行政上擁有無限的權力，甚至這種權力的干預一直會延伸到私人領域。按照馬克思唯物史觀以及中共歷史教科書中講述的，中國的傳統社會就是皇帝專制、肆意專權的社會，皇權制度是為所謂的地主階級利益服務的，普通百姓屬於被壓迫和被奴役的階層，幾千年的中華歷史，政治制度一片漆黑，皇帝殘暴、百姓遭殃，只有共產黨才救民於水火，結束了黑暗的歷史，中國的傳統社會真是這樣的專制社會嗎？
中國傳統社會從政治制度上可以劃分為秦始皇以前的夏商週三代封建社會和秦始皇以後的君主制社會。先秦時代，中國社會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邦國構成，那時人心簡單，民風純樸，國家的治理是以禮為標準，上至天子、下至黎庶各守本分、各司其職。秦朝以後中國社會進入帝制時期，廢封建、置郡縣，中央集權確立，君主制從此在中國穩定下來。隨著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在社會中逐漸的確立，中國進入了一種三權（君權、族權和師權）制衡的社會狀態，並一直延續了兩千餘年直到大清朝滅亡。
這種「三權分立」的社會結構使古代的皇帝無法實現專制獨裁，無法擁有無限的權力，而只能在一定範圍內實現自己的意志。皇帝通過政府行使行政權力管理到縣一級，縣以下不設政府，漢代的三公九卿制與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都是這樣的模式。而縣以下則是通過宗族（宗法制度）來管理，中國傳統社會就是「家國同構」的社會，家是社會的基本單元，而「國」實際上就是放大的「家」，家法即是國法，國法也是家法，君權和族權的地位實際是平等的，皇帝管理「大家」，族長管理「小家」。而師權維繫著社會的傳統道德、文化以及治國的方向和理念，儒家經典就是全社會的行為準則，君權不能幹涉師權，皇帝雖然推崇儒教，但沒有經典的解釋權，皇帝遇到一些大事還需要向大儒問政，所以傳統中國的政治是受儒學主導的，儒學又通過政治把其教化理念推向全民。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事件，但如中共這般連根鏟除傳統文化的事情是絕無僅有的。
每一種政治制度的背後都有一種思想和文化作為支撐，而中國歷代的政治制度實際是其神傳文化在政治領域的延伸。傳統的儒家文化講修齊治平，國家在政治上走的是王道御天下的道路，是以德治國，君主欲奉天承運，治理萬民，必先修養自身，明道懂理，恪守性德，方能以有德者居之，所以孔子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中國傳統文化中道與德是最高的哲學範疇，是天地的屬性，也是為人處世必須遵循的終極原則，因此合道與不合道就成為君王之王位合法性的最終依據，不合道的無道昏君是可以討伐的，這叫替天行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有過殘暴的皇帝，有過專權暴政，但是沒有過皇帝專制的制度，讓皇帝背專制的黑鍋，這是中共幾十年黨文化宣傳的結果。
而1949年中共篡取到中國的政權後，通過行政手段和制定法律，在中國社會建立起了以馬列思想為核心的真正的專制和極權制度。在文化方面，中共三教起滅，徹底的摧毀了傳統的儒釋道神傳文化，以馬列的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代替；在政治方面，建立起了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通過從上至下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和其外圍組織，以所謂的「紅頭文件」治國；在經濟方面，中共政權壟斷了社會的一切自然和物質資源，通過形形色色的大小不等的國營企業、公司及單位進行全方位的控制。中共的這種專制制度模式，控制著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控制著每一個中國人的衣食住行，要想完全脫離開中共的控制，在現實的中國就意味著選擇了一條絕路。
因此，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無道的社會，是中華民族遭受空前災難的社會。當今還有許多被中共邪黨洗腦的「愛國憤青」們不明是非，不是去控訴中共的暴政，不是去揭露中共的暴行，而是認賊作父，跟著中共邪黨大肆咒罵祖先，咒罵君主制度，咒罵民族傳統，無端的把仇恨撒向傳統文化，這真是中華民族莫大的悲哀。而實際上中共邪黨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敵人，才是中華苦難的根源，唯有解體中共，才能告慰中華祖先的在天之靈！
来源:《新看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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