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民之路迂迴曲折。我先逃亡香港，再移民加拿大。為了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我經歷了無數的艱難險阻，飽嘗了苦難的人間滄桑，所幸的是我終於能夢想成真，終於能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加拿大國土之上。
為了尋求自由民主的生活，我告別了親朋, 離別了家鄉，冒著生命危險, 從大陸偷渡到香港。我曾被抓回去，被送進收容所，在收容所裡過著非人的生活。我在收容所裡也聽到很多關於同道中人的不幸消息: 有人在崇山峻嶺裡一去不返，有人被海浪和鯊魚吞噬。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止我繼續逃離的決心和信念。我寧願死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也不願苟且生活在沒有前途和希望、只有仇恨和恐懼的地方。第四次偷渡, 我終於成功到達了香港。
到香港後, 我找到了一份油畫師的工作，自此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香港就要回歸中共統治的大陸，自由堪虞，我感到困擾不安。文化大革命的悲慘遭遇常常在我腦海裡浮現，偷渡的艱辛歷程也常常在我夢中徘徊。我不相信香港50年不變。
1986年, 我參加了美加旅行團來到了加拿大, 我被加拿大的美麗和平靜吸引住了。我羨慕加拿大人的安寧舒適的生活，我喜歡加拿大人純樸善良和真誠相助的高尚情操，我嚮往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制。我決定在加拿大生活！於是我找了一個律師，讓他幫助我取到工作簽證以後，我就白天工作，晚上讀書。 我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終於通過了加拿大移民官的面試。 皇天不負有心人, 我終於以獨立移民的方式取得了加拿大居留權。
如果沒有悲慘的遭遇，如果沒有痛苦的教訓，我何嘗不想留在父母身邊孝順父母？我又何嘗願意離鄉背井，跑到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國度去生活？ 歲月可以沖淡過去的記憶，但卻洗不掉恐懼的陰影，也撫不平心頭的創傷。
回首過去，辛酸的往事歷歷在目，揪心的痛楚也湧上心頭，不知不覺中我已淚盈眼睫。讓我永世難忘的是「文化大革命」帶給我和我家人的十年浩劫和深切創傷。
我媽媽是印尼歸國華僑，在香港讀完大學以後，懷著滿腔熱情回國從事教育工作。在「文革」中，媽媽被懷疑成國民黨特務而被關進「牛欄」裡批鬥，被剃光頭，每天被迫寫檢討書和悔改書。媽媽為了跟曾經加入過國民黨的父親劃清界線，早就跟父親離了婚，加上媽媽平易近人，熱心教學，愛護學生，任勞任怨，所以媽媽被關了幾個月就被放回家了。
想不到媽媽剛剛從「牛欄」裡出來，我們家就被掛上了一張8尺長4尺寬的大字報，上面把我媽媽寫成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那張大字報從二樓的窗戶一直吊到一樓的窗戶，十分引人注目，鄰居和行人都停步閱讀。每逢我們上街，鄰居們都一邊用奇異的眼光盯著我們，一邊竊竊私語，讓我們感到既生氣又害怕。
災難接踵而來，我媽媽和繼父以及弟妹們被街道派出所強迫疏散到樂昌縣的一個窮困偏僻的小村莊裡進行勞動改造。大弟和二弟到樂昌後，因為水土不服而回流廣州，他們無家可歸，只好躲在他們的朋友家裡。三弟那年只有6歲，正是應該踏進學校接受教育的年齡，但是在那不知何處是家的時期，在那動盪不安的年代，他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學校讀書。
而我在我的家人還沒有被疏散之前，就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而被下放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剛開始，我也是滿腔熱情的希望能闖出一條新路來改變我的命運。儘管下放的地方是那麼骯髒和落後，我仍然積極的學習耕種，並且和農民打成一片。我屢次獲選為知識青年領導。後來大隊把我送到公社去當教師，我還代表大隊的知識青年出席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代表大會」。但是當大隊黨委書記知道我的家人被疏散以後，馬上就選出別的知識青年來取代我的領導地位。不管我如何努力奮鬥，我最終還是要面對出身不好的殘酷現實。我對自已的將來徹底的失望了，我甚至害怕自已的一生會被葬送在農村裡。在那風吹雨打、日晒雨淋的艱苦工作中，我醒悟到：我必須離開大陸，才能找到我的前途和希望。
「文化大革命」後期，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我們都支持媽媽去廣州教育局要求平反。但街道派出所的「同志」卻千方百計阻撓我們的行動。媽媽剛剛回到廣州市, 派出所的「同志」馬上就跑到我們家, 把媽媽的床單被子都扔到門外, 然後讓他的親戚搬進我們的房子居住。房子是我們的，但是我們卻沒有棲身之所，雖然我們都很氣憤，但是為了爭取早日平反，我們只好把滿腔怒火、屈辱和淚水通通都咽到肚裡，一家人全都擠在外婆住的小閣樓裡。我們沒有煤米油肉的分配，只好靠親戚朋友送給我們的一點糧票和油票來維持生活。生活本來已經沒有保障，派出所的「同志」更常常半夜敲門來檢查戶口，並以「黑人黑市」的罪名，把我們帶到派出所去寫檢討書和悔改書。
四人幫下臺以後，媽媽終於得到了平反。但「文革」已經給我們留下了恐懼的陰影，禍及我們這一代，我們被稱為「黑七類」「兔崽子」，我們受歧視，受欺壓，而且隨時有可能被整治被批鬥。那黑暗的苦難歲月迫使我們去逃亡，不惜用生命和鮮血去換取自由。說貼切一點，我們是為了擺脫艱難困苦的生活，為了逃避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和秋後算賬而奔向自由，奔向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