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莊事件」,大家最關注的，甚至也是很多法學家想急於搞清楚的，可能就是二審「認罪」背後的玄機了，即「藏頭詩」的由來。其中的秘密也到了該說、非說不可的時候了。出獄後，沒有馬上講，主要是一些特別重要的證據還沒有到手，若提早暴露，怕打草驚蛇，功虧一簣。現在好了，能搞到的證據都搞到了，沒有搞到的，也希望不大了，起碼，短時間內無法搞到。
來日，國家機器一旦啟動，「李莊事件」中那些應有的、客觀存在又無法抹滅的、能夠還原事實真相的一切證據，均可輕而易舉歸案。那時，「李莊事件」、以及引發該事件產生的真正「訴辯交易」的全部內幕，也就徹底大白於天下了。
一、完全中國特色式的「訴辯交易」
外界所稱的「訴辯交易」，其實是西方國家的一種刑訟制度，它是指開庭前，控方掌握被告證據來定罪的鐵證較少甚至沒有，如繼續蒐集，又很困難，為了指控不被法庭駁回，控方向律師保證，與法院協商，被告人認罪可得到從輕處罰，其主要方式是控方與律師在庭外達成妥協。
但「李莊事件」中的交易主體、交易方式、交易目的等，與上面描述迥然不同。其實，真正值得回味，令人矚目的應當是抓捕本人之前，那個完全中國特色的「訴辯交易」。
早在我被抓當天，交易就已開始，且這種交易貫穿於「李莊事件」的不同訴訟階段。
從被抓現場，與警方爭辯，警方就告誡：端正態度，可從輕處理。押往重慶之後，專案組連夜審訊：大三長（市公檢法領導）已經開會拍了板，必須定你罪！……就憑你這態度！不把你送進監獄，我警察就不幹了！……強大的國家機器開動起來，可以將任何人碾的粉身碎骨……你記住，在中國，沒有警察做不了的筆錄……但只要態度老實，也可以從輕處理……」。
一審開庭前，高子程、陳有西律師第一次會見我，高就轉達了法庭的交易條件：只要態度好點，認個錯，配合庭審，可以建議北京司法機關內部處理，免於刑罰。我當即讓高律師轉告法庭：我不但無錯，而且有功，往大了說，為法制進步，往小了說，提醒他們，以後刑訊逼供悠著點，不要把人家打出外傷。這些話，在接受中青報採訪時對記者說過，「奇文」發表後，對專案組說過；在法庭上也說過。由於拒不認錯，「訴辯交易」失敗，才有了一審時的「咆哮公堂」。
二、認罪真相
2010年1月8日宣判後，回到看守所，我一氣呵成了近萬字的《上訴書》,對一審判決逐字逐句地進行了駁斥，當時憤怒之情皆化作文字烙印在紙上。
2010年1月17日是個星期日，一審審判長來到看守所，催促遞交上訴狀，我說，最後一天的期限不是18號嗎？你們明天再來吧。但看守所領導在一旁幫腔：人家大老遠來了，今天就給他吧。審判長也懇請，既然都寫好了，現在就交了吧。審判長還給了我兩盒重慶最貴的「天子」香菸，猶豫之後，我交了《上訴書》。
由於與世隔絕，高度封閉，沒有任何人可以商量，一切只能憑我一個人去分析、判斷、決定。回到監室，我考慮了很多：
1、按目前重慶速度，肯定一週之內書面審理，即：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最遲超不過10天；
2、要緊的是，被抓當天，我將三次會見龔剛模的錄像和兩部手機（諾基亞、酷派），藏在了龔剛模妻子程琪就醫的北京振國腫瘤醫院，三樓330病房衛生間水盆下面，它們可是我無罪的鐵證啊；
當時的程琪，乳腺癌晚期，術後已擴散到肝，我清楚記得，抓我之後，進入電梯前，聽到她一聲慘叫：你們這是幹什麼啊！難道錄像被發現、發生爭搶？程琪生死未卜，錄像設備是否被發現？影音資料是否已複製？是否已經送交有關領導和有關機關？
3、高子程會見時告訴我，他曾攜公證處人員第一時間趕往醫院，尋找程琪和錄像，但人去樓空，程琪生死不明，去向不清，錄像及設備無從查找。
4、假如繼續像一審那樣強烈對抗，最終結果無非是「大三長」早已書面審理好了的八個字「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絕不會開庭，絕不會再給我一個揭露真相的舞臺。也絕不會再上演證人不出、證據不出示的鬧劇了。一定要打破他們既定的「八字方針」；
5、整個一審的司法程序完全亂了，所有機關和人員都不按套路出牌，都是為了急於完成一個既定任務。自己必須改變一審戰術，這是唯一選擇，一切應圍繞著「盡快出去找到錄像」而行，唯此，冤案不攻自破；
6、已遞交的上訴書，堅決不撤回，另用「藏頭詩」的形式再寫一份認錯的「檢討」，立此存照，出去可以憑此說明真相，也給自己、給案件一個負責任的交代。戰爭年代、反右、廬山會議、文革，不是有很多這樣以退為進、低頭認罪的例子嗎；
7、「低頭詐降」，能夠極大地挽回法院一審中失去的面子，也能誘發二審開庭，法院定會公告天下：「李莊認罪了」，這樣，既彰顯抓捕律師無錯，還可使我名譽掃地；又贏得輿論支持；
8、如二審開庭，肯定會彌補一審漏洞，馬曉軍及其他證人甚至都有可能出來，通過詢問證人，還原事實真相，或許還能打動有關高層動了惻隱之心，起碼宣判緩刑，（甚至無罪）盡快出去找到錄像，是當務之急;
9、「低頭詐降」，名譽肯定受損，但從長遠看，盡快出去拿到錄像是第一要務，否則，程琪死亡，錄像將石沉大海；（半年後得知，程琪在我被抓後不久，即已離開人世，陪床女也下落不明）
10、最終，促使我痛下決心的動力是刑訴法46條：「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是否認錯與是否有錯，是兩個概念，先出去拿到錄像再說。
以上，是我那幾天圍繞著錄像，寢食難安思考的主要問題，也是我最終做出「詐降」決定的心理變化軌跡。
事不宜遲，一定要在二審書面維持原判之前行動，2010年1月22日，即著手寫《檢討》——「藏頭詩」，同時，向警方傳遞信號：願意繼續商談一審開庭前法院提出的條件，「承認錯誤免於刑罰」。在交談時盡量流露出二審不願開庭，怕聲譽受損的心態。
馬上，這一消息引來警方高層濃厚興趣，公安局一位主要負責人立即來到看守所，對不起，要為這位領導名字保密，因為，二季後，押送我去南川監獄當天，他來看我並為我送行，還帶來一箱子燻肉讓我吃，看著我狼吞虎嚥的樣子，他留下了眼淚，哽嚥著說：李莊，是條漢子！陪同前來的監管總隊領導為他遞上了紙巾，甭管這位領導當時是出於同情還是慚愧，我答應過他，為他的名字保密。我覺得，我們應當對事不對人，他也是為了工作。
言歸正傳，他看了我寫的大而空的「檢討」後說：你只寫會見時受到監視怎麼呵斥警察、如何大吵大鬧、如何增強了被告人的對抗心理、如何造成不良影響……沒有認罪啊，如果想盡快出去，認識要再深刻一些，把起訴指控的事實寫上，另外，你上次寫的《上訴書》太尖銳，要修改一下，語言再平和一些，如果我們相互配合，緩刑應當不是問題。
一不做二不休，改！時至2009年1月23日深夜，看守所、監管總隊、公安局三級領導都在辦公室等待，我回到監室重新修改，共計修改三次，來往於管教辦公室和監室之間。
經反覆修改，將《檢討》變為《悔過書》，再變為《悔罪書》，將「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後……」變為「被刑事拘留、逮捕至一審判決……」，最後，又將起訴書指控的四起所謂犯罪事實，照葫蘆畫瓢抄在「藏頭詩」第三條之中。但萬變不離其宗，首尾第一個字不變。
最終定稿如下：
一、被刑事拘留、逮捕、至一審宣判，經過了幾個刑事訴訟程序，對我思想觸動很大……缺失了一名職業律師基本的職業道德基礎。
二、比較其他的民事代理，律師在刑事辯護中應當識大體、顧大局……從思想上徹底訣別過去。
三、認真的反思……給打黑工作造成了嚴重的阻礙，浪費了極為寶貴的司法時間。
四、「罪行法定」是《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它不是靠偽證可以推翻的……非常明顯的在大是大非上執迷不決。
五、緩慢的思想轉變，對我來講「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也是一個人應當具有的精神。
六、《刑法》的宗旨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最後，懇請二審客觀公正的審慎對待本人的上訴。
上述六條，首尾相連「被比認罪緩刑，礎去間決神訴」。
三、二審開庭前
警方（還是那位領導）反覆看過修改後的「悔罪書」，沒有發現任何破綻，終於同意了，在管教辦公室，雙方再次開始談判：
警方：你寫了《悔罪書》，說明瞭你的態度轉變，但判你無罪，我們沒有絕對的把握，判緩應該沒什麼問題。
李莊：我們還是按一審法官原來說的辦吧「免於刑事處罰，司法機關內部處理」。
警方：一審時本來是想給你這麼辦，可你在一審的表現太囂張了，你哪裡是在受審啊，簡直是在審我們，全國人民對你意見可大了，法學家們都批判你，原來不是給你看了嗎（下載了17份指責我的匿名網民評論）。
李莊：你們能不能再找出17份以外的評論讓我看看。你想啊，任何一個沒罪的人被抓起來，態度能好得了嗎？
警方：一定要認清大形勢啊，你一審的表現太惡劣了，還有那個陳有西。
李莊：我和我的辯護人所說的一切，都經得住法律檢驗，可你們的一審漏洞太大。
警方：李莊啊，你知道為什麼人沒有老，牙齒先壞了，可舌頭到死也是完好的嗎?
李莊：你說的對，咱們可是有言在先，不管什麼方式，得出去，
警方：沒問題，實在不行，我們給你辦「保外就醫」。
李莊：那你們現在就給我辦吧，不用二審了，只要盡快出去。
（看守所領導插話：現在辦理保外就醫很嚴啊。我說得了吧，我在全國各地辦了很多保外就醫，很多公安局知道錯了，逼著當事人辦，而且還協助當事人偽造病歷呢，不就是抓錯了人，自己找個台階下嘛。）
警方：外界都知道有二審了，程序還是要走的。
李莊：好吧，盡快結案，宣布緩刑，立即釋放，你們轉告法院，可以用最重的緩刑，判三緩五也無所謂。
警方：好吧。實在不行，再「保外就醫」，這個我們說了算。
李莊：如果判緩，二審就不要開庭了，耽誤時間。
警方：好，我回去協調一下。
李莊：看來，在重慶，還是公安說了算啊。
警方帶走了「藏頭詩」，天亮後，這個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遍了相關單位，檢察院、法院等。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來到看守所，爭相向我核實「認罪」事宜，他們同時扛來了攝像器材，有的要求給我同步錄音錄像，有的要親眼目睹我當面再寫一遍《悔罪書》，我一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三天後，二審法院果然送來了開庭傳票。此時，我已經完全明白了他們要通過公開審理，炫耀「勝利」的意圖，後來聽說，他們確實在歡慶「勝利」的宴會上喝的酩酊大醉。
當天在提訊室，檢察官（隱去姓名）與我正式談「訴辯交易」的具體步驟。
重慶檢察一分院公訴處，一正、兩副三名處長（既二審出庭的一男二女）：主談手是二審出庭的第一公訴人（女）。
公訴人：你是不是也讓你的律師為你做有罪辯護？
李 莊：我沒有權利指揮他們，再說，被告人、辯護人是兩個不同的參訟主體，可以觀點不同啊。
公訴人：如果他們不同意做有罪辯護，你能不能換其他的律師。
李 莊：他們都是組織上指派的，我怎麼可以更換啊，那不是打擊人家積極性嘛。
公訴人：你既然想達到出去的目的，咱們就應當相互配合啊。
李 莊：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怎麼配合啊。
公訴人：要不你自己給自己辯護吧，二審不用律師了。
李 莊：那樣，對我們各方的影響都不好，應該有律師，要不，你們為我指定律師吧（我料他們也不會）。
公訴人：這個絕對不可以！要不，你乾脆撤回上訴得了。
李 莊：那肯定不行！那樣，一審不就生效了嗎，上訴還有意義嗎！
上述四項勸解無效，公訴人徵求我意見，是否可以錄像，我對錄像大加讚賞：好啊，即使你們不說，我還想提出錄像呢。
錄像開始，我對首尾第一字刻意抬高音調，乘公訴人不備時，對著攝像機鏡頭反覆錄口型「被逼認罪緩刑、出去堅決申訴」。有時激動的發出了聲音，引起公訴人警覺，他們一看我，我就馬上閉嘴。錄像終於完成。目前，存放於重慶公檢法檔案庫的「認罪」錄像資料，就是這麼形成的。
四、「藏頭詩」被秘密帶出
後來，法院提訊，尚未結束時，高子程律師也匆匆趕來會見，為照顧遠道而來的高律師，法院提訊提前結束，讓我和高律師先行會見。
我前腳一進律師會見室，趁跟隨監視干警不注意，將早已捏成紙團的「藏頭詩」扔給高律師，他壓在檔案袋下面，監控發現之後，跑進來假裝問高：你剛才是否將一個什麼手續在前臺誤拿了，藉故翻看高律師的會見桌，高機智的將檔案袋從桌上拿起至半空，「藏頭詩」掩藏在檔案袋下面，那個干警翻看了一下桌面上擺放的東西，沒有發現異樣就走了，我讓高律師快將「藏頭詩」藏起來，高迅速將其藏於貼身的襯衣口袋，不一會兒，剛才那個干警又回來了，讓高律師把檔案袋打開，將裡面的文件全部倒出，再次翻查，仍無所得，就這樣，「藏頭詩」被秘密帶出，分手前：我告知高律師：二審採取認罪的戰術，他們已經答應最低是緩刑，弄好了還可以免於刑罰，甭管怎麼著，先出去再說，只要拿到三次會見的錄像，就不怕翻不了案。我同時提醒高律師，回去詳看悔罪書的首、尾第一字，高回答：明白。
回到監區，我將檢察院的四條建議轉告了看守所領導，他當即向上做了匯報，不一會看守所領導傳回上級的表態：檢察院是胡鬧，不要搭理他們。其實，警方的意思我非常明白，他們是願意將「勝利」的喜劇演下去。
五、二審開庭後
2010年2月2日上午9九點開庭，庭審一開始，我就拋出：一審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撤回「以前的」全部上訴理。之後，我等待法庭反應，是宣布取消二審，押我回看守所交付執行；還是訊問新的上訴理由，之後繼續開庭。結果，二審既未宣布取消二審，亦未訊問新的上訴理由。而是悶頭繼續開庭，急於完成既定任務。
2月3日，庭審最後陳述，我重複了事先反覆演練的藏頭詩第一稿，刻意加上了原先劃掉的「政治挂帥、思想上要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語句，雖然我有意放慢速度，但記者們在忙亂中沒有一個將「藏頭詩」完整的記錄下來（詳見影印件）。
2月4日，也就是庭審結束第二天，早晨上班後，警方拿著藏頭詩質問我：李莊，你這是玩的什麼把戲啊，這不是把我們（公檢法）全耍了嗎，邊說邊用手做扇耳光的動作，我當時假裝不知道：什麼藏頭詩啊，你們這不是搞文字獄啊，我書寫無意，是你們看者有心了，不信，你把《人民日報》拿來，我用上面的文字，可以給你組合成任何意思。後來得知，庭審結束的當天夜裡，《瀟湘晨報》的一名記者破解了陳述六條的「藏頭詩」玄機，輿論嘩然。致使雙方「各懷鬼胎」的交易再次流產，二審騎虎難下，匆忙做出了「認罪、減刑一年」滑稽而又矛盾的判決。
現在總結上述戰術，在判斷上存在的失誤有，第一，我的助理馬曉軍在看守所辦理了監視居住，出來之後就人間蒸發了（仍被警方控制），依然沒有在二審出庭作證；第二，龔剛華等所有出庭證人，都經過了控方的嚴格訓練。第三，我們的證人朱明勇律師，馬曉軍岳父，被拒絕出庭。
但是，控方訓練後的證人們出庭時，眼睛直勾勾盯著公訴人，不敢與我對視。甚至，我們以前交流的非常流利的普通話，也統統不會說了，只說當地土話，故意不讓辯方聽懂。因而上演了在中國的法庭上，在北方語系的漢人之間，配備了普通話翻譯的鬧劇。面對我以及我的辯護人所有要害提問，關鍵證人全部都回答：不曉得、不清楚、不知道、記不清、腦殼痛……為此，我當庭拍案而起震翻水杯。怒斥他們背信棄義。法庭為穩定我的情緒，當即休庭。這一切，凡是參加庭審的都有目共睹。(詳見庭審錄像)。
然而，以上這些，都被對外發布的「李莊認罪了」的通稿所掩蓋。
需要說明的是，二審前「訴辯交易」的發起人是我，二審公檢法欣然附和，被逼認罪的「逼」，是當時為了急於出去拿到錄像，實為程琪病危的情勢所「逼」。並非外界傳聞「給李莊動了酷刑，被屈打成招」，這一點，應為重慶公檢法正名。
六、出獄之後
出獄第四天，我見到了我國律界泰鬥，他希望我就「認罪」一事盡快發一個《告全國律師書》，將以上情況說明，但在當時，沒有取得任何證據，沒有找到錄像，我豈敢對外宣告。
現在，申訴程序啟動，到了不得不對最高院說出真相的地步。雖然，「藏頭詩」不是一次非常成功、完美的策劃，雖然，此舉給各界造成了很大誤會。但，我對當時無奈又急迫的情況下，做出的上述決斷，至今無怨無悔。其在戰術上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未來戰略上的深遠歷史意義，我相信大家遲早會明白的。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以「藏頭詩」方式的口頭認罪，難道不是對法院在執行刑罰中「口供適用原則」的考量嗎？難道不是對刑訴法四十六條在司法實踐中的一次實際檢驗嗎？惟願，不要向民眾渲染：「只要認罪就等於有罪」的荒謬刑罰理念。
回首往事，認罪「藏頭詩」的現實意義在昨日沒有完全顯現，但它為今天的申訴，提前做了一個絕佳的、歷史性鋪墊；也是一個強有力的撤銷二審「認罪、減刑」判決的法定理由；它更將二審（程序）以及二審判決推向了多個兩難境地，即：二審的庭審是繼續還是終止，李莊的悔罪是受還是不受，時值今日的終審判決是撤銷還是不撤，對龔剛模的立功是認還是不認。如此這些，都被當時的認罪以及「藏頭詩」所打亂。正如法學家江平、賀衛方後來撰文所指：一紙「藏頭詩」，無疑對二審以及二審認罪減刑的判決來了個釜底抽薪。當然，「藏頭詩」也為我實實在在地減去了一年牢獄之災。使我提前有機會和大家一起交流。
坦誠講，一審之後，親眼目睹了沒有證據的「空殼定罪」的黑暗，除了盡快出去找到證據，推翻有罪判決，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揭開無視程序正義肆無忌憚的黑幕呢？
我承認，「藏頭詩」是伴隨著內心的憤怒和焦慮，而孕育出的一隻「以亂制亂」玩世不恭的怪獸。它的出生，引起了許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的評論。當時確實給一些正義、真摯而激動的情感帶來了傷害，我願意向付出這些情感的朋友說一聲：對不起，請大家原諒，原諒一個身陷牢籠與外界高度隔絕的人，在沒有任何他人可以相助、可以商量的情況下，做出的「草率」決定。
說出這些，可能再次將某些人的權力逼到無路可走之境地，也極有可能再次引火燒身(新的漏罪)，但，忠於事實是法律人心中永恆的情結。
謝謝大家！
李莊 2011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