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是中國最大傳染病殺手
【看中國記者張頌宇採訪報導】中國愛滋病患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數不斷攀升。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九十年代因為輸血獻血等原因感染愛滋病的受害者遺留的問題，包括他們的基本生活保障、治療以及責任追究等。
近來才到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看望愛滋病防治醫務人員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遭醫療工作者指控，需為中國愛滋病問題負主要責任。研究者表示，雖然中國在法律上有救濟制度，但目前愛滋病受害者的權利處於被剝奪的狀態，而中國愛滋病問題，在政府「三不政策」下，似乎還有很多困難要突破，同時，問題的實際嚴重性也沒有被反映出來。
保障沒有落實 部門相互推諉
12月1日是世界愛滋病日，致力愛滋病患者權益維護的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劉姓法律項目工作人員向《看中國》介紹，目前包括河南河北等全國各地的愛滋病人，向他們反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目前國家規定的免費抗病毒藥物數量及質量仍不夠，病患要求進一步獲得免費的抗病毒藥物，並擴大質量數量，對他們的醫療需有進一步的保障。
二、因為丙肝和愛滋病的感染途徑相同，也是通過輸血和母嬰途徑傳染。尤其是在採供血這塊，九十年代那些採供血受害者也感染了丙肝，這個病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性，也具有傳染性，同時非常難以治療，需要持續用藥。但目前治療丙肝不是免費的，且費用比較昂貴。很多貧困患者無法獲得抗丙肝藥物，所以呼籲抗丙肝藥物的免費供應。
三、病人的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問題。據河南愛滋病人反映，每個人的低保現在大概是每個月六十塊錢，稍微高一些的是七十塊錢。劉姓工作人員表示，在當前的物價水準下肯定是遠遠不夠的，連一個基本的吃飯問題都很難得到保障。所以希望把目前的低保適當的調高些，讓他們最起碼保持一個溫飽的狀態。
四、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的待遇問題。有些兒童是因為出生時輸血感染愛滋病的，有些是父母感染愛滋病，然後子女的生存受到危害。在2009年，中國的民政部有個規定，每個相關情況的兒童，每月有六百元補助，讓他們有基本生活保障。但據愛滋病感染朋友說，保障遠遠沒有落實。所以他們也向民政部和財政部反映，希望能得到落實。但他們反映民政部、財政部、發改委等部門有相互推諉的狀況，令他們不滿意，還需要進一步做工作。這些都是愛滋病感染者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另外也包括就業歧視等問題。
「而且近些年來，發現輸血受害者不斷增多。當初感染時可能沒有注意，現在出現了併發症才檢查出了愛滋病。但我們律師幫助他們去訴訟，希望能通過法律訴訟的途徑要求醫院賠償的時候，法院根本就不立案的。尤其是在河南地區，立案庭的法官就說，是上級有規定，不准立案。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尤其是在今年的7、8月份，兩次去都不給立案，然後我們去上級的法院檢察院反映，也都沒有結果。」
「雖然在法律上有規定法律救濟制度，但目前愛滋病受害者們的權利是處於被剝奪的狀態的。」愛知行研究所人員說。
政府「三不政策」抵擋真相 專家問責李克強、李長春
研究人員的說明也反映出了一些更根本的問題。很多過去「血漿經濟時期」下的愛滋病受害者，不但沒有得到救濟賠償，還遭到當局打壓，在「三不政策」下，問題的實際嚴重性也沒有被反映出來。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向《看中國》表示，1990年代震驚世界的河南污血案，至今已近20年，但主要責任人，當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和他的繼任者、時任河南省長的李克強，在有「後臺」撐腰下，「不僅從未受到問責，現在李克強還成了國家領導人。」
陳秉中介紹，事件最早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初露端倪。李長春1990至1998年主政河南省期間，正是他的推行下，使「血漿經濟」在河南快速發展，短短几年間，加入賣血的農民迅速增多，1995至1996年達到高峰。
他在寫給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中指，據河南省衛生系統內部知情人士估測，那段時間河南全省約有140多萬人賣過血。幾年光景，河南有一、二十萬農民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毒，之後至少造成數萬賣血者因此死亡。愛滋病在豫東和豫南農村暴發流行之際，李長春沒有全力控制疫情，反而把關注點放在打擊出面揭露愛滋病大流行真相的人上，加劇了疫情蔓延，錯過初期救治和預防的大好時機。「由於愛滋病，河南有些村莊多年男無娶、女難嫁，村裡生的孩子沒有死去的人多。」
而李克強於1998至2004年接任李長春之職後，一方面極力掩蓋李長春推行「血漿經濟」的斑斑劣跡，另一方面又承傳李長春的做法，對舉報和上訪的受害者繼續打壓。儘管他採取了一些救助措施，但在蓄意隱瞞重大疫情這一關鍵點上，沒有任何改變。
陳秉中說，目前政府對受害者實行的是不立案、不問責和不出臺對受害者進行賠償方案的「三不政策」。他並說，「針對河南，是因為河南特別嚴重，其他地區是局部性的，河南是整個省，範圍大，一、二十萬人感染。不像其他地區是幾百人、幾百人感染。這麼多人感染，李長春、李克強倆同流合污跑不了。現在李克強他還主管全國的愛滋病防治，這樣的人來領導全國愛滋防治工作？」
他表示，因為艾滋疫情被當國家機密保護，因此這些艾滋真相的相關材料很難收集，他從1993退休至今，已經作收集工作10年了。「資料是從受害者、一些背後支援的人，例如維權人士中得到，包括他們給我提供法律上的材料。因為我舉報要負法律責任的。我目前收集的也只是冰山一角，還要繼續收集，但也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了。」
對於來自當局的壓力，他說不怕：「我現在79歲又肝癌末期，活的時間也有限了，應該為公平正義而死，死的也就有意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