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數年，中國宏觀稅負的高低一直是各界爭論的焦點。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宏觀稅負偏高，而官方和一些學者則認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仍然屬於偏低水平。
之所以會得出各種不同的結論，原因之一可能是對宏觀稅負的計算方式——財政收入/GDP這一計算方式的分子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計算口徑。
在這一問題上，官方先後採取了稅收收入、稅收收入加上社保收入口徑、稅收收入加上政府型基金收入和社保收入等收入的IMF口徑等。
要討論中國的宏觀稅負，首先必須釐清一個概念，中國政府的收入來源到底有哪些？中外政府的宏觀稅負究竟應該如何比較？
據人民日報報導，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張斌的介紹，目前國內研究者將中國宏觀稅負指標分為大中小三種統計口徑來衡量：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即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中口徑的宏觀稅負，指一般預算收入，即通常所說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這兩種口徑已經逐漸為學界所拋棄。
目前普遍被專家和學者接受的是大口徑的宏觀稅負，即全部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除一般預算收入外，還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讓收入）、社會保險基金繳費收入、納入財政專戶管理的預算外資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等。
根據公開發布的統計數據計算，2009年，後四項收入分別為18,335.04億元、12,780億元、6,414.65億元、988.7億元（包括電信企業重組專項資本收益600億元），加上財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計約為107,036.7億元，大口徑宏觀稅負約為31.4％。
這一計算方式和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科院財貿所）2010年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接近。
報告指出，按照IMF《政府財政統計手冊》標準，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可以定義為一般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外收入、土地有償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這構成全口徑的政府收入。
以此計算，中國全口徑政府收入已經從1998年的1.73萬億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萬億元，佔當年GDP的比重，也從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上升了約12個百分點。根據報告，2007年至2009年，宏觀稅負水平分別達到31.5%、30.9%、32.2%。
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滿燕雲和中國人民大學鄭新業教授則將政府收入劃分為三個口徑。其中大口徑為稅收收入+非稅收入+社保收入+預算外收入+土地收入。
在進行國際對比時，有兩種計算方式應用的較為普遍：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 「稅收收入＋社會保險繳費收入」佔GDP比重；另一項則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界定，政府收入包括四類：稅收、強制性社會保障繳款、贈與、其他收入。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1年政府財政統計手冊》，該手冊將政府收入將政府收入劃分為稅收、社會繳款、贈與、財產收入、出售商品或者服務以及其他收入六類，其中社會繳款主要是指社保保障收入。
問題在於，歐美等國除了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外，並無其他主要收入來源，因而採取兩種標準計算，其結果都相差無幾。
但是這兩種計算方式應用到中國時，其結果卻相差甚遠。原因在於中國政府的收入來源除了稅收和社保收入之外，還存在著其他歐美國家所沒有的收入來源：預算外收入、土地出讓收入等。
而宏觀稅負衡量的是政府對社會財富的佔有程度，如果採取OECD的標準來計算宏觀稅負併進行比較，並不能衡量出中國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實際佔有程度。因此，如果要客觀的計算中國的宏觀稅負，不將土地出讓收入納入政府收入的範疇是不完整的。
除了土地出讓收入之外，還沒有計算在內的還有制度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是指既不納入預算內又不納入預算外管理的收入，由徵收主體自由支配、自行管理，幾乎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其中主要來源於「三亂」收入(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各目繁多，秩序混亂。
這種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以各種名義向企業和個人收取的沒有納入預算內和預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至今仍屢見不鮮。
對於預算外的這部分，學界估算，一般政府預算外收入大致相當於預算內收入的50%到60%。
今年關於財政收入的一個新聞是全年財政收入將超過十萬億元，實際上，早在2009年政府的全部收入加起來就超過了十萬億元。上述社科院張斌和財貿所計算的結果均高達10.8萬億元左右。
根據業內學者的統計，按照上述統計口徑，據公開統計數據，2010年，政府收入來源中財政收入為83,080億元，社保收入18,823億元，土地出讓收入29,397億元。除了土地收入之外的其他政府型基金收入為7,388億元。2010年中國政府收入不低於138,688億元，和2010年的401,202億元的GDP相比，宏觀稅負不低於3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