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全國就亂了。一次在家吃飯的時候，父親和我們談過一次。他說，「文化革命來勢洶洶啊！你們學校怎麼樣了？」我說，學校停課了。他說，這個鬥爭很複雜，你們要把握住自己。他還說：「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問，不要介入進去。你學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說」。這樣，我們就算「劃清界線」了。當時我覺得這樣挺好。所以，後來我所有的行為，跟父親都沒有關係。我從來沒向他報告過，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這些事情。
文化革命開始，我就搬到學校去住了，有時連週末也不回家。後來，我母親去工作組了，我父親在外交部也「著火」了，大家都在「運動」中，交流很少。對外交部的運動，我從來不問，有意識地不問，「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將來出什麼事。那時候，對黨內鬥爭問題，我是比較謹慎的。他們也是這樣。
我們八中的運動是從前任校長的事情開始的。他原來是共軍少校，大約在1960年轉業到八中，擔任黨支部書記。他把部隊那套「三八作風」帶進了八中，要學生們像士兵一樣操練。當時是經濟困難時期，學生普遍營養不足，要減輕負擔。學校的其他領導因此批評了他，後來他調到六中去當校長了，但他始終對這個事情不滿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師支持他，對八中後來的領導不太滿意。
文革一開始，就有人把這件事翻出來了，認為老校長代表共軍的作風，受到「修正主義黑線」的壓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說的「高三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線了，萬里他們的講話，肯定就是「黑話」了。大字報也就一下子貼滿了校園。6月9日，又有大字報揭發說，學校有一個工友因生活艱難而賣血，那在當時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覺得學校領導不關心工人的死活，沒有一點階級感情，完全是資產階級！學生就自發地開大會揪鬥了學校領導，會場上，學生情緒都非常激動。
不久，團中央的工作組就來了，控制了局面，並把我還有另外兩個同學吸收成為工作組成員，並宣布校領導靠邊站，檢討。我從一開始就是個學生領袖，還專門給老師們訓過話。我說，過去有齣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後來這也成為學生運動的一句名言。工作組主政的那段時間，整天就是開會，要求結合八中的實際學習報紙上的社論，很枯燥。大家誰也不知道運動該怎麼搞下去，工作組也沒譜，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份子大會。那一次我在現場，而且離主席臺特別近，印象也特別深。那天，毛主席本來沒有出席大會。在劉少奇講話中間，毛主席突然從後臺走出來了。他走過劉少奇身邊時，劉轉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沒理他，可以說看都沒有看劉一眼，就過去了。我當時就覺得，不大對頭啊！我以前見到的這些領導人碰面時，都不會這樣呀。過了幾天，有人對我說：出事了！毛主席寫了《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劉少奇可能夠嗆。
當時我就覺得，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很團結嗎？現在怎麼不團結了？我還想到，彭真，羅瑞卿都曾經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羅瑞卿還教訓我們說：「你們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義，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大國沙文主義呀，要搞國際主義」。怎麼他們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講了，他們是反革命，那他們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見為實」啊，與他們接觸過，他們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當時我還聽說，也有些領導人的子女還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並讓張潔清阿姨在地下爬。我一聽，心里特別難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這樣嗎？他們都是長輩啊！過去我家和彭真這些人家裡的關係也是挺好的，見面都要叫他們「叔叔、阿姨」的。我就覺得心裏非常難受，不理解。我真的沒法理解，可能是那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感覺在裡頭。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對文化革命產生不好的感覺，就是四中的幹部子弟之間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會之前，因為我原來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聯，聽說他們正在開會，我就去聽聽。我進去以後發現，四中的幹部子弟學生分成了兩派，在吵架。他們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們對峙，我特別難受。文革運動剛剛開始，怎麼就鬧起來了？自己跟自己鬥，朋友和朋友鬥，這還有什麼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著，想得特別多。我覺得，這不對呀，這麼鬧下去，好像就是窩裡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