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詞：每當見到夏夜的流螢，我就會想起命若浮塵的天下蒼生。在無邊無際的暗夜中掙扎時，爬行時，那漂浮著的，閃爍著的，有時驟然像龍捲風似的伸向蒼穹的億萬顆光點，就是我曾經尋路的燈光……
‘1’
每當中央首長視察都江堰，或陪同外賓前來參觀，都是會提前一兩天清場的。記得在1956年春夏之交，由我負責測繪「魚嘴電站」壩址樞紐大比例尺地形圖時，我們10餘人是駐紮在離堆之上的伏龍觀，日子過得還舒心。某日，公安突然前來告知：你們明天中午不能回來吃飯和午休，炊事員也必須暫時離開。
「為啥？」我問。
「沒有必要告訴你。你也沒有必要問。」他答，臉上結了一層冰。
次日下午收工才知道，是周恩來陪同捷克總理西羅基來過。接下來的日子則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了——朱德、董必武、陳毅、郭沫若……腳跟腳，沒個完——我們覺得受不了，就乾脆搬出了伏龍觀，住進了對岸農家大院子。
1956年前的1955年——我之所以要選擇這樣的蹩腳句式，乃是我格外格外地、特別特別地懷念1956年。那年20歲的我，熱血澎湃的我，愛做夢的我，19歲時也被1955年「肅反」傷害過的我，心中對「偉大領袖」等等尚無太大芥蒂，除了還記得毛澤東罵過搞農業合作化的高官「像小腳女人走路」之外，覺得1955年的氛圍還不算特別陰森，因他尚未特別提倡全面「階級鬥爭」。而1956年開了「八大」之後就是更加溫和了，心中還牢牢記得毛在開幕式上講的兩句話：「驕傲使人落後、虛心使人進步」——覺得他不乏領袖襟懷。加之此次「大會」的主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社會氛圍就變得更加輕鬆了，很像敲著碟兒的四川清音和成都小吃……但，不知咋的，我們住在古堰心臟部位卻還是覺得很不自在，似乎我們也都成了刺殺中央首長的潛在凶手。
1957年「反右」後，情形就變得異常明朗了，很像川戲變臉，對「階級敵人」的防範意識和手段活像閻羅吐火，嚴厲而恐怖。不過，好在由於有了十分明確的指向目標，除了地、富、反、壞、右，還有工人和農民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和「爛言分子」，把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子女集中看管起來就行了，也並不特別麻煩，只是工作量稍大而已。
但，為了1958年3月21日這個日子，都江堰一帶的清場還是特別不同特別緊張的，提前了好幾天。公安當局除了估計某特大中央首長可能步行途經的線路並加強警戒之外，線路上的茶館、飯館、麵館中的堂倌也都是由男女公安便衣臨時頂替的。至於上述七種分子和他們的家人，幾乎天天都是被分點集中看管著的，很像提前搞「演習」。
好了，21日終於來臨了。是日上午10時許，毛澤東的大駕終於光臨了。下車後，他在二王廟右側山嘴上站的時間並不久，主要講了兩句話：
「李冰在兩千多年前都能在這裡修個都江堰，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能在這裡修個水電站呢？」
尾隨他的封疆大吏等等，對他講的這兩句話不僅僅諾諾躬身就完了，也不是在「聖上」指點江山的這個地方趕緊修個「幸福亭」就算了。次日，全國各大報紙皆在頭版頭條用一號黑體通欄標題隆重推出了這兩句話並輔以巨幅照片，即是說，全國「水電大躍進」的號角就此吹響了。但，這並不是本文將要著重記述的東西。
沒幾日隆重建成的「幸福亭」才與本文主題直接相關。
‘2’
古堰左岸，與「幸福亭」投影位置相對稱的二王廟左側古木濃蔭中的一處破敗道觀裡，一位六旬出頭的老嫗終於鬆了一口氣。自從她的兒子周土生——省水利廳的勤雜工——當了「壞分子」後，生活無著的翻身老乞丐又開始默默地重操她的舊業了。在前些天的專政對象及其家屬的集中「演習」中，公安和「治保」對她還是區別對待的，只是不准她出門討飯，或去拾破爛。幸好她還有幾個老南瓜，熬個三、五天的問題還不大。「托毛主席的福」，毛主席講完那兩句話後，很快就走了，屁股後頭冒了一溜煙，山上、河邊的衝鋒鎗也撤了，牽的狗也走了，翻身老乞丐當天下午又可出門討飯了……
老乞丐的兒子周土生曾是咱水利廳的風雲人物，之所以當上了「壞分子」，乃與那年頭通常定義的男女違規交配絕然無涉，何況這小子還是夜間捉姦拿雙的行家裡手兼積極份子。全廳「一號騷貨」廖芳曾被他多次捉拿過。每當他將一雙雙一絲不掛的男女踢到戶外示眾時，他總是樂得無比開心的。他特別喜歡用武林飛腿橫空抽掃對方的屁股墩子，特別是廖芳的屁股墩子，又肥又大，踢得很過癮。這個嘴皮厚厚的楞頭小子與我是「老跟」（同年生）。1949年前，他跟著居孀的母親討口度日，腳桿上還留下了幾處狗咬的傷疤，這在1949年後就自然成了無價之寶，儘管一字不識，他仍被破例招到省水利廳當了勤雜工，後來還送到工農速成班去重點培養過。無奈這小子不是那快料，見書就喊腦殼痛，這就罷了。只不過，他小腦袋瓜裡已被人們捧成的「國寶意識」卻是怎麼也都罷不了的。每次升工資他都會把全廳上下鬧得翻喳喳，這也可罷了。但，他在酒後老愛叫嚷「老子周土生還在水利廳受壓迫，不如在舊社會討口！」等等就委實叫長官們受不位啦。若他僅僅罵罵某個球廳長什麼的也都還是算不了個什麼球。畢竟苦大仇深嘛，根子實在太紅太紅了。這叫黨組書記兼副廳長的害人專家金健麼，好長好長時間也都拿他奈何不得。這下可好啦，有了反右機遇並派生了諸多可供挑選的帽子後，那就方便極啦，僅其中「一貫無理取鬧」這條就可完全對號了，足夠了，不必再套「爛言分子」啦。
自從土生娃頭上有了帽子後，當然再也不敢過分放肆了（沒叫他同其他「壞、爛、反分子」與「黨內右派」一道到西昌冕寧麻瘋區去「務農改造」，還是一個不小的優待）。不過，由於存在決定意識，在紫坪鋪工地上，當「一小撮」右派天天晚上都在排隊深挖自已的「反動根源」時，這個「國寶」級的人物只需講句忘本就夠了（掌握會場的極端陰險的「蔡師爺」也不會讓他深挖多講，免得他又「深挖」出他娘兒倆在地主老財家討得的大魚大肉，叫人哭笑不得）。日子稍久，當這種紅與黑的對比一經潛移默化後，他又漸漸產生了新的優越感，且以昔日的「戰旗報」記者——咬人瘋狗伊能為師，不時把「陳煙灰」和「古憨包」咬得狼狽不堪，只是水平不如其師而己。由於文化水平畢竟太低，這個楞頭青當然還是難以勝於藍的。所以，對付這個小癩皮，只稍扔去一根骨頭就夠了。留美博士許傳經和孫錦教授等人之所以未被他隨任亂咬，都是因為他向他們「借」過錢，而且不止一兩次。
總而言之一句話，人們莫不把這個土生娃視若鬼神而遠之避之且防之的，甚至包括某些非右派的「革命群眾」在內。
‘3’
當紫坪鋪摻了肥田粉的導流明渠終於過水後，由咱們水利廳單獨拼湊的「下放幹部工程隊」就慢慢解體了（部分右派也回到了工作崗位），最後剩下來的二十餘名右派（包括「壞分子」周土生），就分配到了各工區的民工連隊。我和陳虎翔、羅文光、周土生分到了沙石骨料大隊下屬的茅亭採沙隊。從那之後，就只有靠我們自已在厄運中向著未知的彼岸泅渡了。我當時最關心的還是我的三位同舟者，但願我們的諾亞方舟不致沉沒，儘管碰上了周土生，覺得也都還是無所謂的，權衡比較，我還是更加厭惡「一小撮」聚集的鬥獸場——暴政下的叢林法則令我終身難忘，人性中的惡竟在共同蒙受的苦難中被加倍放大著，其最為悲哀的例證是：凡是1959、1960兩次「國慶」沐恩摘帽者，他們嘴角上幾乎都沾有同類的鮮血——那絕頂醜惡的一幕令我至今發怵，為之羞恥。現不贅。還說我們這四人。
大鬍子陳虎翔是位非常聰明而倔強的人，他僅比我大兩三歲，但即使把一臉的胳腮鬍子刮得精光，也叫他的印象年齡比實際年齡大得多。他善思且有毅力。即使在非人的明渠苦戰中，他也同彭怡林共同完成了好幾項張榜課題中的技術革新，並受到了高音喇叭和光榮榜的多次表揚，很為右派爭了光。如果他倆的業績可移植到某個工人師傅身上，則肯定是國家級的勞動模範。
大麻子羅文光則麻到了麻的極限，恰如兒歌唱的石榴皮子翻個面，加之高度近視，迎面看人總要呲開嘴巴，令麻面變得更加醜陋，演反派不必化裝。此公四旬出頭，原任官渠堰管理處處長，工作認真，也很能幹，古文和口才都不錯（後來讀到他悼念亡妻的詩詞時，簡直堪稱婉約派中的姣姣者）。他膝下有5女，個個出落得花般美麗（堪稱造化的奇蹟），最大的在上大學，最小的還在上幼兒園；同等醜陋的愛妻則無職業。目下全家老小僅靠他不及40元的生活費過日子。難怪他的大麻臉老像河灘上的麻礫石，冷冰冰的，寒氣襲人。
怎麼辦？如今周土生同我們上了一條「賊船」又該咋個辦？經暗中商議，決定由我代表我們三人，首先找周土生談談。據說他怕我，怕我這個「頭名狀元」兼「盜馬賊」般的赫赫聲威。此屬一物降一物。生命鏈條之間的制約關係往往就是這麼怪怪的。我們三人都笑了，但羅大麻子的笑臉卻叫人不敢多看一眼。
‘4’
周土生的確怕我，與他溝通並不難。不過，這同新近增加的兩個客觀原因也有一定關係：一是這裡的黨支部把我們三名右派視為「人民內部矛盾」，宣布周土生一人才屬「敵我矛盾」，由保衛科向他訓話；而我們三人則由書記含笑坐談，這個變化令土生娃的「國寶」意識驟然崩潰了，幾乎像條落水狗；二是石匠彭班長對我這個重慶小老鄉特別好，加之我的外表也能給人以好感，人們多以「乖小夥」相稱（我今生偷來的初戀也是在這個背景條件下發生的，屬另話。）
由於我從來不會對人落井下石，明裡暗裡都開始同情周土生，沒多久，我們漸漸成了朋友，尤其到他家作客之後，更是給我今生留下了無比悲愴的、至今難以忘懷的一段特殊記憶……
在濃蔭深處的破敗古剎中，我終於見到了周土生的母親。老人衣衫爛縷，神情麻木。自周土生當上「壞份子」後，她全靠拾輟破爛維持生計（因為人人都是吃的定量，每月由19斤、21斤、33斤……43斤不等，按工種配給，到機關食堂的泔水缸裡也撈不到一粒飯渣和菜渣了）。在已經無情捲來的大飢餓中，她活像即將倒斃在雪地上的那位祥林嫂。但老人腦子還清醒，其善良厚道的天性更是令我震驚，她硬要土生娃趕緊取下去年秋天存放在櫃子頂上的那個老南瓜，我則死死抓住周土生的手腕子不放，但老人卻拚命地掰開了我的手，弄得氣喘噓噓的，而且生氣了。面對老人這份難卻的盛情，我不禁熱淚長流。我深知這個僅存的老南瓜對於臨近鬼門關的老人意味著什麼……
當我端起一大斗碗熱氣騰騰的白水南瓜時，老人在喃喃自語中發出的喟嘆更是令我撕心裂肺了：
「喲餵咦，毛主席來了好是好咦，好歹翻了身了咦，哎，就是不曉得咋個弄拾起的喲，弄得沒飯吃了咦……哎，喲餵噫，討口也找不到塌塌討了噫……造孽哦，造孽咦，喲餵噫……」
沒料到這位翻身老乞丐的臨終終喟嘆竟如此輕易地挑明瞭一個深奧的哲理，由大哲人康德好不容易才冥想出來的悖論竟讓她一語道破了，「好是好」的讚美和「弄得沒飯吃了」的造孽，可算撩開了「天堂路」上的真諦，與那個金髮男孩一眼看透皇帝的新衣乃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翻身老乞丐的人生絕唱……
在飢餓與朦昧之中，又恰在「幸福亭」下的都江堰頭，老人向著歷無飢饉的川西大壩子發出的這一聲嘆息，我以為應當銘刻在玉壘雄關的萬丈絕壁上，因為它就是歷史，至少是芸芸眾生對歷史的一個見證。
哦，無比慷慨的老乞丐，令人尊敬的母親……
‘5’
由於翻身老乞丐這聲喟嘆的底蘊過分深刻，對我啟迪極大，遂令我在1959年走得更加沈重了。這年應當是打開中國當代史的一把主要鑰匙。想要救救蒼生的國魂已被絞殺在廬山中。
1959年，中國著實陷入了無可解脫的悖論之中，從翻身老乞丐的「喲餵噫」到毛澤東的「以虛代實」，中國也著實陷入了無可解脫的滑稽之中，從櫥窗中的空煙盒到紫坪鋪導流明渠渠體中的肥田粉……
1959年的汛期就要來了，這對毛澤東「精神變物質」和肥田粉的實踐將是一個十分嚴峻而有趣的考驗。我腦際裡對導流明渠中的肥田粉老是揮之不去，儘管我們的「諾亞方舟」已經停泊在茅亭階地上——此處是未來的水庫淹沒區。
自彭大將軍等人成了右傾並被罷官之後，中國各地農村的死人速度就向鬼城豐都發起競賽了，類同前不久的「衛星」攀比，死亡已經形成了巨大的慣性矩，靜悄悄地在「天堂路」上延伸著，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立即遏止它了。情急之下，報紙和廣播天天都只有重複著連篇累牘的頌辭與謊言，讓世界聽到的仍是天堂之音：中國不僅形勢大好而且愈來愈好；中國的人民公社社員不僅吃得飽而且吃得愈來愈好。這是一個古國閉關的妙處，否則就難以成全毛的一系列極其光輝的戰略思想，諸如關門打狗，打得得心應手。
在這場國門緊閉的死亡大潮中，歷來視喪葬為紅白喜事的川西農村早就聽不到尖厲而熱鬧的葬禮進行曲了。茅亭壩子的死亡速度是十分驚人的，情急之下，我也被臨時抽調到了抬屍隊。最為令我沮喪的莫過於領頭人每次都叫我抬後槓。這無疑與我的身份有關。若是抬埋新亡人，到也沒啥，氣味並不大；若抬腐敗者且又逆風爬坡的話，那就真是要了我的命啦！他媽的，你們乾脆把我殺了吧，行不？——我鬧過好幾次。
我敢斷言，人類軀體的腐臭乃遠遠超過了異類的腐臭，例如我曾經聞過的豬狗腐屍，哪怕它們已經發綠而且叮滿了紅頭蒼蠅，也未曾令我如此難受過。這也許與同類相惜的心理有關吧，反正我的神經系統已被徹底攪亂了，噁心極了，吃啥都要吐，儘管吃的都是難得的補助餐，間或還有小小几片肉。對此，美如仙子的林玉芳暗中為我焦急不已。幸虧她想方設法幫我搞到了幾兩老白干。每次事畢之後，偷偷喝上幾口也總算可以免強壓住腸胃的躁動了。但我還是想盡量討好領頭人，決定用白酒作交換，請他讓我抬前扛。一時間，如何爭取抬前扛竟成了我的最大的人生奢望了。因為，中國農民如此之多，誰知還要抬到哪一天，埋到哪一天呢？經不斷討好之後，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可以抬前扛了。林玉芳暗中為我欣喜不已。
按時間計算，從茅亭伊始，我是斷斷續續地抬到了青城大橋附近一處新的砂源點為止，即「一點雪」把我救活後，終於有幸從死人堆中爬出來為止。「文革」中，紅衛兵查抄出來的此次成都平原上的「非正常下降人口」是36萬人，而此類統計資料的一般縮水比例是30∼50%。經反覆回憶，我本人直接參與抬埋的餓蜉屍體近50人——我當時無心哭他們，此刻為之補祭吧……
這也算是工農聯盟的一種體現吧，餓死的莊稼人一律由附近的工礦企業幫助安埋。茅亭的鬼魂算是有幸了，他們要比無人收屍的地方好得多。在尚未形成批量死亡的死人初期，我們採沙隊還是會找些舊木板為死去的農民兄弟釘個匣子什麼的，俟至死得多了，且又死得同步的話，那就只好因陋就簡了，各得一張篾席就算很不錯了。
由於我失調的神經系統、呼吸系統和消化系統已經獲得了初步控制，加之習慣成自然，再加之靈肉與情感乃至思維能力盡皆凍結，在天天如是的收屍、抬屍和埋屍的過程中，我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了，儘管家家戶戶的茅草屋子都是如此驚人的髒臭和黑暗，儘管一夕尚存的良民都是腫得如此地可怕而可憐，儘管他們發亮發黃髮腫的面龐都是如此地木訥，木訥得叫人不知該哭不該哭。直到「國慶」十週年的當夜，高音喇叭傳出天安門前變成「火樹銀花不夜天」的時候，我才終於哭出聲了，那是因為周土生向我哭訴他的母親已經死了，在「幸福亭」下餓死了，這不禁令我想起了翻身老乞丐的臨終喟嘆，和那一大斗碗白水老南瓜，覺得老人的慷慨贈予更像一個人血饅頭，在都江堰頭獻給了「十年大慶」……
可憐的老乞丐，她對來世未曾有過一絲夢想。善良的老媽媽，她在「翻身解放」的名義下並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但是，這個孤苦的魂靈卻在長夜中留下了一個值得記住的警世悖論。由於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碗白水老南瓜，所以才是久久沒有忘記這個悖論的。何況，這個性質的悖論已經造出一個比紅光公社「畝產五萬斤的高產衛星」更加偉大的奇蹟了，而且也是在「幸福亭」下：今年國慶一定要發電。此外還有一具佝僂行走的「木乃伊」——那年頭不可或缺的由知識份子充當的替罪羊……
‘5’
魚嘴電站的牛皮徹底吹破後，我們四人陸續分手了。
到了1962年初春，像風暴中的一葉葉扁舟，全國沒摘帽的右派，凡是沒在苦海中沉沒的，沒餓死的，都被分別召到了一個個荒涼的港灣。我們這幫子被逐出水利廳的工程技術人員也陸續彙集到早就下馬的紫坪鋪水電工程局了，而且受到了令人瞠目的禮遇和優待，其中最叫革命群眾們眼紅不已的一條是：原每月43斤勞動口糧定量標準不變。
在1958年初春被「送交下放幹部工程隊監督勞動改造」的40餘名右派中，除了極端陰險的蔡師爺和瘋狗伊能等七、八名「摘帽右派」另有安排外，以及「煙灰」陳啟明和「憨包」古宗城己被抓去勞教之外，該來的都來了（自然未包括「壞份子」周土生，他早已下落不明瞭）。剛見面時，大夥都恍有隔世之感。此外，由工程局自身產出的尚未摘帽的幾名右派（其中有「雙槍老太婆」的女婿、《華瑩風暴》作者林向北）也同我們匯聚在一堂。關於我們這批人員的名份，對外統稱「政治學習班」或簡稱「學習班」，由一位黨委副書記兼任名譽班長。
至於工人、農民、和城鎮居民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爛言分子」及「壞分子」們，這些命若浮塵的蒼生們，不僅當年無人過問他們的生死，即使如今也無人提起他們，彷彿他們的冤屈不是冤屈，他們的生命不是生命。在毛時代，周土生們曾經是被供奉在政治神壇上的，屬「革命群眾」中的「革命核心」，一旦需要殺一儆百時，總會有人從這種神壇上落下來的，至於被推上祭壇上的結局麼，可比有文化有技術的大小右派更加不幸了。關於咱水利廳的這三種「分子」——被金健副廳長封贈給我的「反黨小集團」的諸多「嘍囉」們——我絞盡腦汁也記不全了，現謹向全部餓死在西昌冕寧麻瘋區的無辜生靈致以深切的歉意和哀悼……
每當見到夏夜的流螢，我就會想起這些命若浮塵的天下蒼生的，腦際裡流動著一張張年輕而英俊的面龐，他們都是非常聰明的測量工人和地質勘探工人，其中只有一個年紀稍大，他是測量工人，名叫劉懨非，此人屐歷非同凡響，他在參加中國遠征軍之前，已是聞名鄉里安寧河流域一帶的青年拳師，身體棒極了，五大三粗且又身手敏捷，在笫一次赴緬遠征中，他是隨杜長官（杜聿明將軍）左右的警衛連士兵，兵敗野人山後，他屬10萬大軍中的少數倖存者，之所以沒餓死，一是體棒，二是捕蛇能力特強，三是敢於連血生食而且受得了。他的食量大極了，敞開肚皮，一頓可吃肉餡大包子三、四十個，食相很能刺激食慾，觀之者覺得是個享受。他回到故鄉的麻瘋區被「監改」後，可肯定是最先餓死在「天堂路」上了，除非那裡也有很多大蛇大蟒……可惜這條漢子，可惜曾在滇緬戰場把日軍打得聞風喪膽的中國遠征軍，曾在國際戰場上首次為我煒煒華夏展示大國之魂的中國遠征軍，其彪炳於人類史冊上的赫赫戰功，竟在「成王敗寇」的中國定律中徹底消失了，連同這支抗日鐵流所剩不多的英雄士兵（其罪名是「反動軍警」）——讓我們記住這個劉懨非吧，歷史應當有點良知才好。
懷著一種極其複雜的心情，我曾長期打聽過周土生的下落。當徹底絕望之後，就很快產生了一個直覺：他是不是同我的「死亡」相類似，只是沒有我的運氣好，碰上另一個「一點雪」？——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就一直信了這個直覺。
那就安息吧，周土生，安息吧，命如螻蟻的蒼生們，「十年大慶」後，「新中國」已經從你們身邊過去50年了。歷史應當恢復對你們的記憶。我是永遠記得你們的。在留下的記憶中，排序的頭條仍舊是周土生的母親和她的那聲嘆息：
「喲餵咦，毛主席來了好是好咦，好歹翻了身了咦，哎，就是不曉得咋個弄拾起的喲，弄得沒飯吃了咦……哎，喲餵噫，討口也找不到塌塌討了噫……造孽哦，造孽咦，喲餵噫……」
這是「十年大慶」留下的夜歌和悲歌。但願世世代代的生者記住老奶奶的這一聲嘆息，只有記住了，那幕不堪回首的絕塵悲劇才不致在「二次文革」的鼓雜訊中再度重演了……
年少時，在無邊無際的暗夜中掙扎時，爬行時，那漂浮著的，閃爍著的，有時驟然像龍捲風似的伸向蒼穹的億萬顆光點，就是我曾經尋路的燈光……
此刻，我彷彿又看見他們了，向我迎面走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