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四十年的知青運動史上，除了人們熟知並且掌握了知青話語權的「老三屆」以及稍後的「新三屆」，還有一個「無聲的群落」，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因為家庭成分不好而被剝奪了學習和工作的權利，到廣闊的農村成了他們無可奈何、保持尊嚴而又充滿革命幻想的惟一選擇。
由於揹負著為父母贖罪的十字架，這群被邊緣化的「文革前」「老知青」經歷了比「老三屆」「新三屆」們更為慘烈和悲壯的人生，身心備受磨難。他們大多是1949年前後出生，與共和國同歲，身不由己地融入了共和國的每一次風雲變幻。他們的道路是共和國道路一個側面的小小縮影，他們曲折的心路歷程反映著共和國的曲折進步。
「老知青」是一個被血統論製造出來的卑賤群體，他們付出一切努力，不過是為了像人一樣活著，為了活得像個人，卻要付出血淚甚至生命的代價——而這本應該是成為神的代價。四十年來，他們從未發出過自己的聲音，他們甚至被知青史的研究專家和已成蔚然大觀的中國知青文學寫作群體所遺忘……
「我們這一代人，是一個無聲的群落!」（照片中國）
——這是重慶籍萬源知青鄧鵬給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上山下鄉的知青群體的整體定位。的確，知青運動四十年來，儘管知青讀本已經經過了「青春無悔」、「劫後輝煌」到「生存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種種思潮，但這群文革前就下鄉的老知青，至今沒有發出自己的聲音，以至於對於知青的歷史，往往被人們誤讀為始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的動員。
——這也是重慶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重慶一九六四、一九六五老知青回憶錄」的總標題。這些沉默了將近半個世紀的老知青，終於用他們的親身經歷，形成了這部「血肉文本」，不但填補了中國知青史的原始空白，更是對生命尊嚴的絕對肯定，對生命歷程的莊嚴巡禮。
大巴山的記憶好像就在昨天一樣
鄧鵬現在是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然而，上山下鄉那段艱難的歲月，卻在他心靈深處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十多年前，偶然看到鄧賢的《中國知青夢》，雖然這本書寫的是支邊青年，但是其中的故事和作者的思想卻觸動了鄧鵬的內心。「它使我強烈感到有必要把我們過去的那段歷史記錄下來。」於是，每次回國講學，他都要在朋友中反覆提起這件事情，製造輿論。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件事情一拖就是十年。
直到二OO二年，鄧鵬有了一種時不我待的感覺。「那次回國，一些朋友說我老了。我心想，你也老了呀!人到了中年過後才能體會人生苦短這句話的深刻含義。回首往事，大巴山的記憶好像就在昨天，而我們都兩鬢染霜了。」更讓鄧鵬悲憤的是，當年他所在的林場，已經有4個老知青離開了人世，老知青都已開始步入人生暮年，鄧鵬擔心，「我們這些人的黃金季節正在過去，有的人可能因為疾病而喪失寫作能力。」
「我覺得，如果要後代瞭解我們和我們所代表的時代以及社會潮流，必須要有一些資料，比如我們留下的文字，我們的照片供後人研究。將來百年之後，或者更久遠，後人可以觸摸到的這些東西。作為生命、作為存在.我們都會衰朽，我們都會成為過去，但是我們留下來的思想和感情的記錄是可能達到不朽的。」
鄧鵬一九六四年初中畢業後就下鄉，一九七八年以四川省文科狀元的成績考上川醫英語師資班，一年後本科畢業考上川外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一九八五年被公派到美國作訪問學者，獲得「美國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學習歷史所受到的專業訓練，加深了他對歷史的情感和認識，並掌握了史學的研究方法。因此，他要用史學的方法，真實、準確地記錄特定歷史條件下一群特定的知青的生活、心理軌跡。他正是這本《無聲的群落——重慶一九六四、一九六五老知青回憶錄》的主編。
封建血統論的直接犧牲品（照片中國）
三年多來，劉定強走訪了三百多位當年的老知青——劉定強是《無聲的群落》一書的主編助理。
一九六四年初中畢業，雖然成績優秀，但卻因為父親的成分問題不能升上高中，於是，懷著「一顆火熱的心」，「黨不要我我要黨」、「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不到十六歲的他就來到萬源縣當知青。
劉定強當時家住兩路口桂花園「紅房子」一棟，這棟房子裡居住的全部是他父親的同事——市參事室的成員。這些人雖然是起義迎接解放軍進城的功臣，但解放前他們全部是國民黨的高級軍政人員。這種歷史上的致命污點，自從一九六二年「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成為基本國策，封建「血統論」披著「階級鬥爭」的合法外衣開始盛行以後，注定會受到牽連。而他們的子女，從小就揹負著「原罪」的包袱。
在這種背景下，劉定強和他的同伴們從小被打入社會的另冊。從醒事的那天起，他們頭上的天空就籠罩著一片不祥的烏雲。他們承受了父輩的苦難，一再遭受有形或無形的政治歧視和貶抑，入團、入黨、評三好學生、表揚、當班幹部、升學、就業等，統統與他們無緣。
中國知青運動的一支孤旅（照片中國）
老知青周邦憲以「嚴寒的日子」形容那一段生活，「幾乎從小時起我便明白，我揹負著沈重的原罪，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不該屬於我。小學升初中沒有我的份，我只能讀民辦中學;初中升高中更沒有我的份，我只能與那些和我命運相同的夥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廣闊天地裡來。廣闊天地對於我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廣闊。幾乎每天，我身邊的生活都在喚醒我的原罪意識。」
一九六四年，劉定強所居住的「紅房子」一棟的應屆初中、高中畢業生，一個也沒有升學，全部被下放到農村!
這些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劃為「黑五類」的子女，成為封建血統論的直接犧牲品，他們是最早被大城市驅逐的一群人。
苦難經歷 揹負一生的包袱（照片中國）
老知青大都一九四九年前後出生，與共和國同歲，他們的經歷，不可避免地要與共和國的風雨歷程交織在一起，他們的道路是共和國道路一個側面的小小縮影。因此在鄧鵬以一個史學專業研究者的眼光看來，他所經歷的那段知青生活，在共和國的歷史中具有不可替代和磨滅的史料價值。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的計畫經濟一再遭受嚴重的挫折，經濟增長率力不從心，特別是「大躍進」之後緊接著的三年自然災荒，加之城市人口的惡性膨脹，使城市的承載力和就業面臨巨大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把上山下鄉明確定為城鎮青年學生就業的一項長遠方針，並制定了一套相應的政策措施，如成立各級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等。
這一階段，上山下鄉被賦予了更多的政治運動的色彩。在這場政治運動中，首當起沖的就是出身不好的子女。
重慶市教育局、公安局發布的1964、1965年大學、高中生招生文件中這樣寫道：「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是無產階級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極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們和資產階級爭奪後一代的一條極為重要的戰線。中等學校是培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重要陣地。學校招生，必須堅持貫徹階級路線，對考生進行政治審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質量。把好這個關口，是關係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貧、下中農子女的手中的問題。」
被人為地剝奪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在這些本來品學兼優的青少年心裏引起了極度的惶惑與失落，留在城市當「社青」為他們不齒，就業前景又渺茫而暗淡，而父母的歷史問題所造成的「原罪」又無時無刻壓得他們不能抬頭。強大的政治攻勢不僅在客觀上形成了無形的輿論壓力，而且在主觀上也激起了當年許多老知青烏托邦式的英雄主義夢想，上山下鄉成為這些不更事的青少年唯一體面的出路和一了百了的解脫。
於是，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全國範圍內成批的、運動性的上山下鄉開始。據後來的資料統計，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全國有一百三十多萬人，而重慶到達縣專區的就有一萬四千人之多。應該說，他們是上山下鄉運動的先驅者。他們遭遇的不公與歧視，從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後的那些做法給中國人造成的悲劇命運。
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揹負著為父母贖罪的十字架去農村，天真地以為，去農村並且真誠地投入「脫胎換骨」的大熔爐，就可以改變成分，「披上無產階級成員那耀眼的翅膀」，但他們終於還是擺脫不了出身不好的命運，甚至連社會的邊緣都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
一九七一年二月，全國計畫會議首次確定「下鄉兩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為招工對象」，然而老知青們沒有想到，上山下鄉的最後一幕仍然充滿了艱辛。「黑五類子女」的陰影仍然籠罩在他們頭上，「政治審查」審掉了不少認認真真「滾一身泥巴，練一顆紅心」的老知青的招工資格。
許多老知青不得已走上了一條「病殘回城」的特殊道路。（照片中國）
宣漢縣的一個女知青，本來就有腎炎，因為招工體檢屢屢達不到「病殘」的標準，竟不惜大量服用食鹽，摧殘自己的身體，終於合乎要求。結果，回到故鄉僅幾個月，就因為嚴重腎衰竭離開了人世。
這些最早下鄉的老知青，往往最後離開農村回到城市，他們在鄉村經受的，不僅僅是肉體的磨練，而且是精神的折磨。他們的社會地位，比文革後下鄉的知青更低下，處境更悲慘、更無助。巴中縣的一個林場，只有十名重慶女知青，沒有男知青，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林場的九名女知青被當地幹部強姦，其中兩名跳水自殺，有關方面的調查結論是她們游泳「溺水致死」……
這些苦難的經歷，使他們揹負了一生的包袱。
他們謹小慎微，他們默默無聲，他們習慣獨自承受苦難。以至於到了今天，當記者採訪時，他們仍然害怕拋頭露面，害怕自己所揹負的歷史包袱給子女帶來不良的後果。
這是一個被邊緣化的群體，而他們的遭遇恰恰真實地反映了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特定的政治風貌。我們不應該將他們遺忘。
在知青運動四十週年時，他們通過《無聲的群落》微弱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正如鄧鵬在前言裡所說，「作為一出歷史悲劇的倖存者，我們有義務記載下這些年輕時代的夥伴的故事。我們的初衷只有一個：希望那些陰鬱的日子不再重複，希望中國不再有殘酷的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路線、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獄、不再有株連、不再有‘黑五類’、不再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