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紅文化」一向為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一種文化形態，在世界藝術之林獨樹一幟、盡領風騷。「女紅文化」產生於中國婦女傳統的針黹藝術活動及與生活相關的創造。「男耕女織」的古老習俗支持著這一文化經久不衰。歷代中國婦女把自己的情意、感受、理想和現實，用五彩四線繡進那些看似平常的衣、裙、鞋、帶、帳、幃、帽、褲和手帕、頭巾、荷包之中。女紅創作並不全然是個人的行為，也不僅僅是女性的行為；應當說，它包容著人類許多共同的理想和願望。它的魅力往往伴隨著人們度過最美好的年華，歷經歲月的滄桑，具有超越時代的審美價值。
女紅文化的作品，充滿了民間藝人的聰慧智巧，體現了人民的精神追求，積澱著民間的生活感受。尤其是那些琳琅滿目的繡荷包，每一件的背後都可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凝聚了母親、妻子或姑娘的無限深情。
荷包，主要是指佩於腰間的一些囊、帶或裝飾小品。可盛儲隨身使用的小物件和香料、如錢荷包、香荷包（又稱香囊或香筒子）、針線荷包、煙荷包、扇袋、眼鏡戴、搬指盒、鑰匙袋、手帕帶及其它刺繡佩飾等。舊時人們很講究「腰間雜飾」，佩戴荷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或更早的時期。據《禮記·內則》記載：「子事父母，左右佩用：……衿纓，以適父母舅姑。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緫角衿纓，皆佩容臭。」「衿纓」即編結的香囊，「容臭」則指香物。意思是，當時的年輕人在去往父母、舅姑處時，隨身都要佩戴香囊，以表示對長輩的尊敬。另據宋楊憶《說苑》中記載：「三代以韋為筭袋，成筭子（計算用的籌）及小刀、磨石等。魏易為魚袋。唐永徽中並給隨身魚，天後改魚為龜……。」由此可知，古代的筭袋、龜袋、魚袋以及漢代官員儲印的「鞶（pán）囊」皆為荷包之屬，不僅用來儲物、儲印、作裝飾物，官員們還用以表示品級地位（如魚袋等）。唐代人使用荷包的情況多見於唐代壁畫與繪畫作品，章懷太子墓壁畫中有一位「男裝仕女」，腰間佩戴圓形荷包。類似的史料還見於永泰公主墓壁畫和陝西長安縣南裡王村韋泂墓石槨裝飾。
佩戴荷包、香囊的習俗從唐、宋、遠、明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應用已十分廣泛，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小說《紅樓夢》中有生動描寫。《古玩指南續編》對人們佩戴香囊曾經這樣記述：「無論貧富貴賤，三教九流，每屆夏日無不佩戴香囊者。故北京售賣者尤多。蓋當時夏日如不佩戴香囊，宛如衣履不齊。在本人，心意不舒，在應世，為不敬。即下級社會人士，亦必精心購制。繡花鑲嵌，極人力之可能。富貴者尤爭奇斗巧，各式各種精妙絕倫。」《都門竹枝詞》中說道：「金線荷包窄帶懸，戳紗扇絡最鮮妍，煙筒毛竹湘妃竹，眼睛鑲來玳瑁邊。」這些精美的荷包，除少數為「閨秀女子」所做外，大多都出自城鄉勞動婦女之手。就是繡莊售賣的荷包，也都是由城鄉勞動婦女接受繡莊訂貨繡制的。
荷包不只在繡莊出售，又有沿街擺攤出售荷包的「荷包攤」，清代民俗繪畫中有一幅「廣東荷包攤」，描繪了廣繡荷包在街頭出售的情景。
宮廷貴族以民間刺繡藝術為基礎，在強調華貴、富麗的前提下，大量採用了民間佩飾。皇帝也曾以繡荷包為獎品頒賜群臣、侍從。《慈禧弈棋圖》中的侍者，腰佩圓形荷包和裝在錶袋中的小表，證實了清代宮廷內部使用繡荷包的普遍性。
現在，隨著時代的變革，荷包在城裡已消失難覓，而在廣大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仍有流傳。一般是在喜慶之時作為禮品饋贈親朋好友，或是男女戀愛作為定情信物，再者就是敬獻神佛以表虔誠之心。
一件精美的荷包，從形式、紋樣、繡工到配線、布色，都經過了精心構思、精心施藝，傾注了製作者的情感和心血。荷包的樣式千變萬化，常見的有雞心形、方形、腰圓形、葫蘆形、花籃形、花瓶形、書卷形、銀錠形、燈籠形、方勝形、鐘形、山形等。每件荷包還配以繫帶，編出百結（俗稱百吉），飾以料珠、流蘇，便於佩挂。荷包的紋樣大多是吉祥圖案，如「龍鳳呈祥」、「麒麟送子」、「劉海戲金」、「華封三祝」、「吉慶有餘」等。荷包的圖案紋樣適合性、裝飾性很強。幾乎所有的刺繡針法都在荷包上得到運用，如平針、堆繡、鎖繡、辮繡、戳紗、納紗、打子、蒲絨、盤金、錠金等，其配色更是大膽，使人驚嘆不已，既強烈又諧調，既華麗又典雅，中國的傳統色彩觀念在荷包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可以說，小小的荷包裡面是大有學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