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安國縣一位地方監獄所長，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壞。他的最大缺點是酷愛杯中物和懶散舒適的生活。後來丟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後我有好多年沒看見他。
一九四一年，當安國和河北的大部分都淪於共產黨控制時，我開始特別小心，在那時我又碰見他。
某天清晨二時，我正在教區內一個小村莊上的教友家裡聽取懺悔。幾個人跑來告訴我共產黨已經曉得我在這裡，鎮上的警察所長正在跑來看我。
「告訴他們我在睡覺，等一會我見他們」我說，因為我還需要時間完成職務，並須集中精力準備鬥智，但在不旋踵間，一位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已經追蹤而至。主人只好請他進來見我。我認出是老相識──以前安國縣的監獄所長。我們熱誠地打著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覺懷疑。他們立刻擁進我和那位共產黨談話的房間裡。一個人拿進茶杯，另一個人開始掃地，慢慢地小心地掃來掃去，第三個人又拿進沖好的茶水，另一個又在忙著整理桌椅。這些行動自然都是為拖延時間，中國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時間以考慮行動方法，當我這些朋友作這些多餘的小事時，他們正在分別計畫，如果這位共產黨對我的安全有任何陰謀時，怎樣使我逃脫。
最後這位共產黨發怒了，命令每個人都出去。他們緩緩地勉強提步走出，用悲憫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們微笑。
當房間裡只剩下我們兩人以後他向我跪下，懇求我救他的命。我懷疑他用心不善，不為所動。呂正操曾經警告我，假如我再被他曉得拯救任何中國人生命時，他就槍斃我。「你是一位共產黨員」。我說，「共產黨不會殺害自己黨員的」。
他低下頭去。
「就一般情形而言是這樣的」，他答道，「但我的情形不同，我曉得他們要清算我」。「為什麼呢」？我追問著。
他躊躇了一下。
現在我確認他是用計謀來軟化我。
「你記得我愛一點酒」？他說。
我點點頭。
「我曾喝醉一次酒，受過一次警告。但是我又喝醉了第二次，現在我曉得我的日子已經有限了」。
我已經把他拖起來請他坐在一個小凳上？他從凳子上抬起頭來看著我。他面孔顯示得坦白無邪。他講的話也很合理，但是我經驗共產黨的詭計大多了，雖然聽來句句有理，但也無法置信。
「你不相信我」！他說著又跪了下去。
「站起來」！我發看怒說。「你要我怎麼樣」？
他用手掩著臉，混身開始顫動。當他再抬頭看我時，顯然已陷入病態。面呈綠色，並且流下汗來。我開始盤詢他。我用許多相同的問題反覆訊問，有時加上新的問題在舊的問題上，有時改變一下成語或口氣，應用了我所能的反覆訊問技巧。
他是加此卑怯如此急切於挽救自己命運，以致他表示，為了顧全生命他不惜投降日本。這樣繼續有四小時，最後他說：「我將使你相信我說的是實話。我會證明給你看。我將告訴你一些共產黨的秘密以證明我的真誠」。
我抑制住我的情緒，表示出漠不關心，淡淡地看他一眼說：「噢，是嗎」？
於是他開始敘述一連串的共產黨罪行，我雖然聽慣看慣這些暴行，也深覺驚駭。
「我不在乎殺人」，他誇張地說。「我自己曾經殺過許多人」。「多少」？我問他。
「單我自己經手殺過一百五十人。經我主持，加上同志協助，所殺的人更數不清」。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間他。
「我被迫如此。我成為一個共產黨員時，我便須殺人。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這樣使我得寵使我升級」。他完全坦白地說。
這個人是投機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對這種人只是盡力利用，但永遠採取監視，且不會信任得過久。
他告訴我，當一個共產黨員認為另一黨員思想動搖時，便可以把他殺死。
「不用報告共產黨官員嗎」？我問
「是的」，他答道。「他可以殺掉同志，理由是恐怕在報告前被他跑掉」。
我知道這是實話。我開始相信他所講關於自己的事，可能是實情。他從我的眼神看到我心情的轉變。
他深吸了一口氣，靠近我作耳語。
「明天你要離開這村子，對嗎」？他問道。
我沒有講話，他繼續說下去。
「你必須經過那座橋──除此無他路可走。在橋上你將被便衣人員截住。如果他們在你身上發現任何不利於你的東西──不論是什麼東西──你便會殺掉。現在你相信我嗎」？
「是的」，我說，「現在我相信你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幫助你跑到日本人那方面去」。
「我明白」他說。「我接受這一點」。
我們約定兩星期內在安國會面，把他隱藏起來，同時我計畫協助他去重慶。我們談話幾近六小時他才離去。最少我也預先得到警告我將面臨的事，我相信我這位共產黨朋友在目前不會對我作出什麼邪惡的事，雖然我也相信他沒辦法制止共產黨在橋頭阻止我搜查我。他的安全，全看我能否安然返回安國而定。我已經給他保證。他知道我不會食言，同時我也不得不相信他答應協助我的話。但是我對他的相助能力並無信心。假如我老早曉得，像他這樣一個投機者，雖然一度墜落並且那樣軟弱，而仍有崇高的信義感時，當時我也許感覺安適些。
後來他到了安國，他疏遠我，不和教會發生關係，也擺脫了共產黨，逕自投降日本人去了。他曾通知我，叫我不必憂慮；他會永遠記住我對他的救命大恩，並且不把我和共產黨往來的事露給日本人！我和他談過話後，我已經曉得他將不計任何代價拯救自己的生命。第二大，我以震懼的心情走向那座橋。常我騎著腳踏車走近橋邊時，共產黨守衛把我攔住。他們命令我下車，一個守衛把車子向旁邊用力一推，幾乎使車子滾到河裡。那天是個趕集的日子，河裡和路上往來的車輛船蘋很多。來往趕集的人們川流不息。
那天天氣很熱，我在頻頻出汗。我穿著一件中式黑長袍，帶著一個小包袱，裡面是梳洗用具，換洗內衣褲，我的肩袈裟，日課書和念珠串。那個推去車子的便衣厭惡地看著我。每當我從一個中國人面孔上看到這副表情時，我都感覺痛苦，因為這些年來，我已經把中國人看成自己人，在與外國戰爭中，我對他們的鍾愛和憐護永不動搖減少，即使他們之中的共產黨在作著賣國的勾當，而內在的背叛較之外來的欺罔更壞，但我對中國人的感情仍然不變。
「脫下你的衣服來」！他向我狂吠著。
我對這命令頗為憤怒，起初想抵抗。但其他幾個共產黨已經一擁而上，將我的長衫剝下。第一個人把槍從右手遞到左手，用右手將我的內衣褲撕下。
「脫下鞋子來」！他命令著說。
我蹴下鞋子，站在太陽光下，衣服和尊嚴被剝光。我的憤火中燒，但我祈禱著去控制。我看到駛船的人站在木劃子上張目凝視，劃子都沿河停下，撐竿從水面上飄起來。河面上的交通差不多自然停止了。第一個共產黨──就是以厭惡輕蔑的眼光看我的那像夥──開始看我放在地上的包袱，那包袱已經被第二個共產黨打開檢查。他讓他的夥伴去作檢查工作，轉過來對我作進一步的侮辱，精細地檢查我的鼻孔、耳朵、口，以及全身有洞的地方。
當檢查進行時，許多農民已經魚貫到來。我還未注意到他們已慢慢地停下來，在我們後面的路上集聚了相當多的人群。那些人們都認得我，有些是我的教友，其他村民都是我認識多年的朋友，他們都喃喃地發出怨言。我不曉得將演變成什麼結果。共黨守衛已經把包袱檢查完畢，第一個人把我手臂抓牢，同時把手槍扳機扳起。我曉得他無意槍斃我，但說不定他腦中的氣恨程度會使他的手扳動槍機。這時候農民們行動了。他們衝上前來，憤怒地高叫守衛們釋放我。他們的憤怒是不可制服的；現在他們的人數更聚多了，河裡的船家也加入喊叫。守衛們躊躇了一會，把衣服和包袱丟給我，用手把我推開一邊，揚長而去。當我盡快地穿著我的內衣褲，鞋子和長袍時，幾個農人跑來圍著我作起一個人的屏風，把我擋起。我收集起零星東西。拾回腳踏車，向農民道謝？給他們一個靜默的祝福，然後走過橋樑馳回安國。
這一件事震動了我的內心。這是我第一次親身遭受到那自稱改造新中國的野蠻力量的迫害。過去幾年間，我曾聽到無數共黨恐怖政治的故事，也曾親眼看到無數事實。暴行與屠殺，對我已經是病態地習以為常了。日本人佔據安國，關起城門屠殺每一個男女小孩的恐怖行動，曾使我臥病數日，使我有多次惡夢，常在夜間滿身盜汗地醒來手足戰慄，神經震驚的痛苦情況，好像是針刺著臉的肌肉。日本人為了實現戰勝中國的貪慾而屠殺中國人，日本軍官又以機器似的效率鼓勵兵士像殺人機器似地執行殺人工作。中國共產黨為了追求本身利益而施用恐怖手段，他們並未使中國的敵人日本遭受多大損失和痛苦，反將暴行加諸自己國人身上，目的僅是要使他們追隨一種理想──那理想之非中國化，正如其非人性一樣。
(摘自《內在的人》第八章：第一次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