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共產黨的「反右」鬥爭，我打從心底感到憎惡，憎惡那種對人性尊嚴的野蠻踐踏、對生命的殘酷毀滅。「反右」的時侯我還沒有上學，對這個運動缺少親身的經歷和直接的印象，許多事情是後來逐漸瞭解的。「章羅聯盟」可是那時就聽說過，也知道章羅為頭號「右派份子」，是那個歷史事件的符號，卻不詳知他們曾貴為「新中國」的部長，還和共產黨的高官一樣也有房子、車子、公務員的待遇。原以為他們只是知名「民主人士」，不過在政協、人大掛名副職。然而，在成為中國頭號右派之後，章伯鈞居然還享有相當高的待遇，幾乎就更是一個謎了。說是「從寬處理」吧，要成立政治設計院共襄國是那不是挑戰共產黨的領導嗎？而且作為頭號「右派」斷無從寬的道理；那是另一種形式的論功行賞嗎？曾為國軍華北剿匪總司令的傅作義，共產黨給他水利部長、甚至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官做可以理解，因為他的起義讓共產黨得以「和平解放」北平，功在黨國，那麼章伯鈞呢？這個「民主人士」對共產黨功從何來？我一向孤陋寡聞。
「民主人士」不是一個通常的詞彙，而是共產黨所有的一個專屬名詞，特指那些1949年以前與共產黨合作的黨外人士，有被它稱為「民主黨派」的重要成員、也有無黨派知名人士。這裡的「民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民主」，而是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特殊「民主」，用以概括這些「民主人士」的共同特徵：反蔣擁共，不僅反蔣，還要用「擁護共產黨」的方式反蔣。1949年之後，這個名詞在大陸沿用下來，泛指那些追隨共產黨留在大陸的「民主人士」。這些人歷經國共兩朝，在「新中國」因為合作有功而得其所，一時間也是春風得意、心情舒暢；五七年共產黨「反右」，轉眼成為階下囚，「民主人士」成了「另類」的代名詞。章詒和女士以她的個人感受讓讀者瞭解「民主人士」這段歷史的一個側面。
對於「民主人士」挨整一向心懷同情，以為他們是自由主義者又心懷崇敬，覺得他們縱遭不幸也可歌可泣。自由主義者之可佩在於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民主人士」是被共產黨抬舉起來的，他們之不獨立是顯然的。於是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他們到底怎樣得了共產黨一頓豐盛的午餐而後又被整肅了呢？
「民主人士」中，除了少數無黨派人士外，大都集結在「民主黨派」旗下，而「民主黨派」又是一個共產黨的專有名詞。通常一個民主社會裏的政黨，可左、可右、可激進、可保守，只有合法非法之分，並無「民主」、「反動」之別。共產黨所謂的「民主黨派」，其基本特徵是與共產黨合作，在雙方合作取得政權之後，「合作」則限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共產黨指定了八個「民主黨派」——民革、民盟（中國民主同盟）、民建（民主建國會）、民進（民主促進會）、農工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和臺盟，它們都是抗戰勝利內戰開始的時候成立的，「民盟」較早，它的前身「民主政團同盟」秘密成立於1941年。
1939年10月，國民參議員張瀾、黃炎培、瀋鈞儒、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在重慶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3月19日的秘密會議上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由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與無黨派人士組成，故有三黨三派之稱，章伯鈞為五人常委之一、兼任組織部長，羅隆基主持宣傳。1941年11月16日「民主政團同盟」對外公開，1944年9月19日，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改稱「中國民主同盟」。
說到「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不能不提到羅隆基國民參政員身份問題。「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成立了一個民意諮詢性質的機構叫做「國民參政會」，吸收社會賢達包括共產黨人士參加。傅斯年1937年10月11日致胡適信中提到國民參政會，「有好些人運動為此參議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羅隆基）……」，(注1)羅隆基是否曾為參議員呢？有說羅隆基確曾為參議員，後遭除名。據青年黨員元老左舜生先生，「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是1941年發動的，其直接的動機，是由於政府將若干不必除名的參議員一律除名了。大家覺得與抗戰宗旨不合，與推進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發起這樣一個團體，以表示抗議。……不久因為救國會的分子逐漸加進了民盟，偽裝的中共分子混進來的也有少數，其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強，青民兩黨便當然只好退出」(注2)。另一青年黨元老李璜回憶羅隆基的文章中也談到這段歷史(注3)，他批評當時的執政者「自反共清黨後，太驕謾了，不知網羅人才。」政府「不借重黨外人才，於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於沒落，而要想有點作為，則你不用他，他會自打主意。」
「民盟」與共產黨一向聯繫密切，配合默契。1948年4月30日共產黨中央發布「五一」口號，5月1日毛澤東公開致電，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盟中央執委會、中共中央發表三黨聯合聲明，召開新政協。5月4日，章伯鈞與瀋鈞儒等即聯名通電熱烈響應，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共產黨的「五一」口號有十條，第二條宣告，「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死敵蔣介石走向滅亡的日子，蔣介石做偽總統，就是他快要上斷頭臺的預兆。打到南京去，活捉偽總統蔣介石！」。「民盟」已成共產黨的脅從，與其共同實現「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目標——這是「五一口號」之四。所謂「獨立的」第三黨已是欺人之談，共產黨不在乎，「民盟」自己不介意。據說中共對八個民主黨派的排名順序是依其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貢獻」而定，從毛澤東公開致電到「民主黨派」的排序，足見「民盟」及其實際領導人章伯鈞彼時在共產黨那裡的地位。
「民盟」不曾是一個中間的、獨立的政治黨派。「民盟」大佬也不避談他們同共產黨的合作：羅隆基的遺稿談到「民盟的某些中央領導人，如張瀾、瀋鈞儒、章伯鈞和我自己，早已同共產黨在重慶的領導人，就關於抗戰反蔣運動的問題，經常秘密中有所協商，並共同進行工作。」章詒和的回憶也談到父親章伯鈞「懷著巨大的熱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醞釀、籌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來的支持幫助下，奔走各方。」「民盟」和共產黨的無間合作與聯合行動也是史實俱在。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之際，「民盟」三黨之中的青年、國社兩黨出席國民大會、脫離「民盟」，留下來與共產黨同進退的有第三黨和後來入盟的救國會；前者從來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後者人稱「共產黨外圍」。哪裡有過獨立與中立的「民盟」？
談到章伯鈞與羅隆基二人在「民盟」中的作用，在「順長江，水流殘月——淚祭羅隆基」中章詒和描述，「一個在政治理想的天空裡展翅，一個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務實。兩人各把持一攤（羅隆基負責宣傳，父親主管組織）」，胡愈之—─「民盟」領導層的共產黨員—─明言，「民盟中央沒有誰都可以，就是不能沒有章羅」，否則，「民盟就會垮掉」，所以他對別人可以發脾氣，就是不對章羅。足見共產黨對「民盟」的重視。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有共產黨、國民黨、民盟和青年黨四個黨派，38個席位，國民黨8席、共產黨7席、民盟9席、青年黨5席、黨外人士9席。在與國民黨的政治鬥爭中，「民盟」對於共產黨已不可或缺；這一切，抗戰伊始共產黨就開始佈置了。兩年之後，民盟三中全會在香港亮明擁共的政治底牌：反蔣、反美、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裝鬥爭，擁護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張，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轉向同共產黨實行「密切合作」。
共產黨的「民主黨派」首列「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創黨元老宋慶齡、何香凝早在1927年就決裂出國民黨，宋稱「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何誓言「跟共產黨跳水我也願意」。「民主建國會」（「民建」）創建人黃炎培早在1941年即參與創建「民盟」，1945年撤出，自立民主建國會。1945年他與另外五名社會賢達應邀訪問延安，訪歸後著《延安歸來》一面倒地給共產黨唱讚歌，「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每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於主席毛澤東」，延安一行「如坐春風中」，據說黃還是「民主人士」中喊出「毛主席萬歲」的第一人。又如率領有「共產黨外圍」之稱的「全國各界救國會」後入「民盟」的瀋鈞儒，在「民盟」被取締而宣布解散停止活動三個月之後，於1948年1月在香港與章伯鈞召開民盟三中全會，宣布民盟由「中立」轉向同共產黨合作，支持人民武裝鬥爭，推翻蔣介石政權，通電全國，響應共產黨號召，發起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
概觀共產黨那裡榜上有名的「民主黨派」，「民主」不是重要的，「反蔣」不是足夠的，「擁共」才是必須的，而且所有封官受賞的「民主人士」都是資深擁共而且貢獻卓著。靠著共產黨，這些人在封閉的大陸社會築起自己的名聲，人們以為他們一直是清白超然的。
注1:梁錫華：《胡適秘藏書信選》（上），頁156，1990，風雲時代出版社，臺灣
注2:左舜生：「我所見國共最後破裂的一幕」（http://xunshan.blshe.com/post/5906/522960），摘自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1950，香港自由出版社
注3:李璜：「談王造時與羅隆基」，《傳記文學》第39卷第3期第36頁，見謝泳：「羅隆基評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