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看我們的一個鎮長就敢說「共產黨就是以權壓人」，這是多麼狂的語言呀；起碼卡扎菲還不敢說自己就是以權壓人嘛！
今天一個朋友問我是否知道「共產黨就是以權壓人」的最新語言，說這是在中東和北非狂人紛紛倒臺後的最強聲；所以它成為時代的最新和最強語言。的確現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中東和北非，因為有這麼多的權力狂人都身敗名裂；於是大家都說這是全世界呼喚「權力民主」的風暴。然而與此相反的卻是我們中國的土地上，竟然不斷創新權力狂人的語言；從「反對我就是反對黨」到「共產黨就是以權壓人」；這說明我們中國大地上的權力狂人更多，而且還是有恃無恐地瘋狂。
說實在的話，自從有了電視就公開了我們官員的隱私；如以前雖然報紙上發表的是領導的文章，但它卻是秘書仔細斟酌的結果。而現在的電視卻難以保證秘書的功能，因為秘書就是為領導寫了稿子；我們的領導同樣也能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呀。正因為如此，結果雷人的「脫口秀」在中國大地上層出不窮；如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至於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天津市寧河縣拆遷官員：「在中國，你說不拆，肯定把你拆了」！蘭州市城關區旅遊局局長張德禮：「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局長」！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王銀峰：「你知道重慶為什麼打擊黑惡勢力不？你知道什麼叫惡不？跟政府作對就是惡」！鄭州規劃局副局長逮軍：「你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還有諸如「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訴你？臭不臭也要告訴你」？「記者證在我們這裡沒用的」等等。正當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的「雷語」時，湖南醴陵市浦口鎮鎮長文建純面對維權的村民拋出了一句經典總結的「雷語」：「現在共產黨就是以權壓人」！
如果湖南醴陵市浦口鎮鎮長文建純的「現在共產黨就是以權壓人」是實踐經驗的話，那麼我們社會為什麼這麼多權力狂人也就一清二楚了；因為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每個代表共產黨的官都是權力狂人；不然又如何能以權壓人呢？如果不是，那為什麼一個小小的鎮長就能口出狂言呢？既然一個小官就這麼狂，說明我們社會的權力狂人有多麼狂；因為這個鎮長的話竟然比卡扎菲還狂，人家就不敢說「以權壓人」的話。然而我們社會的權力狂人的確狂，他們也的確比卡扎菲狂。
在體驗權力狂人方面，我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人；因為我體驗過方方面面權力狂人的瘋狂。如我單位剛上任的年輕負責人要我下崗，就公開對我說「誰叫我是領導呢？你是領導同樣還不是要我下崗嗎」？我找政府機關討公道，得到的答覆是「現在權力下放，我們無權干涉」。正因為如此，所以改革開放後我們社會才出現到處是土皇帝；因為權力是人家的，所以沒有任何制約。我找單位負責人說競爭負責人的崗位，他說「你就是能當聯合國秘書長，我們也要你下崗成為老百姓；這是黨和人民給我的權力」。就連民營老闆也是如此，他們同樣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是那麼趾高氣揚；如某減速機公司的老闆欠我兩個月的工資，他竟然高叫「文打官司武打架都行，就是不給錢」；結果連省勞動廳的領導出面，還是沒有要回我的工資。現在連村幹部都是權力狂人，他們同樣瘋狂地行使權力；如我找村幹部批我家房子維修，他竟然說就不批；說不給點顏色看就不知道村幹部是官。結果我告到市裡，竟然得不到支持；說我是「小題大做」，就是批不下來。
中國自古就流行「民不與官斗」的處世哲學，是毛澤東改變了這個處世觀念。然而毛澤東去世後，我們社會竟然很了就恢復了「民不與官斗」的社會觀念；因為官掌握著社會資源，而且官還不受監督；結果我們社會的權力狂人就如同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了，所以現在老百姓身邊的權力狂人比比皆是；而由權力狂人隨心所欲的話也就成為了「雷語 ’，從而極大地豐富了今天的網路與語言。
我們知道卡扎菲狂是對美國和英國，而對老百姓還沒有我們這麼赤裸裸的語言；然而我們這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竟然內心世界裡是「以權壓人」；再加上我們社會特有的官官相護的文化，自然也就決定了我們社會的官民之間的矛盾不可能得到公平的解決。這也是為什麼全體中國人都要當官的原因，也是我們社會「民告官」的現象微乎其微的根源；試想老百姓總是輸，老百姓能告官嗎？即使老百姓暫時告贏了官，最後也是「贏一陣子，輸一輩子」；到頭來不僅直接影響的眼前公平沒有解決，以後還可能接二連三地不公平。所以中國的老百姓總是以「忍」字為上，「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誰叫我們身處在一個權力狂人比比皆是的年代呢。
中東和北非革命革了這些地區權力狂人的命，起碼權力民主得到部分改善；然而我們社會的權力狂人，他們還是一如既往的做權力狂人嗎？如何在權力上方高懸一把利劍，看來是我們社會最迫切的需求；因為任由權力狂人的肆意妄為，我們社會的老百姓能公平嗎？一個老百姓永遠不公平的社會，它能和諧嗎？現在竟然連世界權力狂人卡扎菲都不敢說的話，卻頻繁出現在我們的中國大地；這難道還不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嗎？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