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天下的所有權是非常明確的，正如《 詩經·小雅》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由於天下歸於皇帝，但凡貪污腐敗，均被視為對皇家財富的不法侵佔和對皇權的傷害，被統治者嚴厲懲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明太祖實錄》中記錄了他的總結：「昔在民間時，見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
因此，為了維護皇權，朱元璋痛殺貪官污吏，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比如，挑筋、閹割等法外酷刑，對於民憤大的貪官酷吏，則找技術精湛之人當眾對其剝皮，而後填充上草等，製成人體標本，置於官府內。朱元璋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天下是他的，貪污就是搶佔他的，惹百姓憤怒，就是要動搖他的統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敗透頂的時候，也堅守著一些基本的原則，因為天下歸於滿清貴族。所有權非常明確。在財政最緊張的時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許買官賣官，即「捐納」。
由於天下的歸屬權非常明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賣官制度還是相當令人感慨的（參考閻崇年先生的考證）：
其一，所有待售官職一律明碼標價，公開競爭，童叟無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間）規定：四品道員銀16400兩，四品知府銀13300兩，五品郎中銀9600兩，五品同知銀6820兩，六品主事銀4620兩，七品知縣銀4620兩，八品縣丞銀980兩等。
其二，賣官收入統一跤戶部，而非個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職很多都是虛職，並沒有實權。比如，中央級官吏，像吏部（相當於組織人事部）的官員由於涉及官員的考核、任免等核心問題，嚴禁「捐納」，以保護官吏隊伍的「純潔」。至於四品道員以上的官職，由於涉及高級領導幹部，同樣嚴禁「捐納」。地方上，則嚴禁總督、巡撫、布政使這類官職的「捐納」，只有道員、知府、知縣以下才可以。
其四，賣官有嚴格限制。比如，只有戰爭、河患、災荒、開荒、海防等五項才可以「捐納」。
相比之下，中國某些時期的賣官氾濫，與清朝相比其實是自慚形穢的：暗箱操作、所買之官皆是實職、錢落入個人腰包。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
因為，所有權明晰這個基礎不復存在了。
一個慣常的說法是：所有權屬於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選擇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員來主政，有權選舉、監督、罷免官員，並且，在重要問題上，通過自己的代理人來實現自己的權利，那麼，這種說法是成立的。問題在於，人民這個概念在個體的權利和利益訴求不能實現時，就成了一個虛化的集合體，換句話說，當官吏的產生、監督和罷免，與人民沒有任何關係時，所有權歸屬這個前提實際上是空置的。
由於所有權懸空，就意味著，皇帝不再是一個，而是變成了一個集合體。任何人，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視為自己的財富，而是通過掠奪、侵佔的方式，轉移到自己名下，據為己有，或者為了安全直接轉移到國外，如此，才被視為是真正歸自己了。同樣，在國與國的博弈中，當私利與民族之利糾纏在一起，又有何勝算可言？
這是這個時代與王權時代的區別。
因此，很多強勢者都在打著為人民的旗號，為自己的掠奪行為尋找一個美麗的藉口，在這個旗幟之下，行強盜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現在的歷史，那些暴君、劊子手，無不是打著差不多的旗號為非作歹的。
那些以人民為旗號的人，所做之惡往往都是罄竹難書，因為，在所謂的為人民的旗幟之下，任何反對者，都被上升到了人民敵人的高度，或者栽贓陷害、徹底搞臭，或者藉機虐殺，而在這種口號下的殺戮，就相當於把邪惡變成了捍衛正義的行為，是可以沒有任何底線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謂人民，在大部分淪為奴隸時，也有一小部分成為作惡者中的一員。
為什麼中國某些時期的貪污腐敗比任何一個朝代都盛行？並且，更瘋狂地將所收刮之財富轉往國外？正是所有權空置的必然結果。所有權空置，意味著，普天下的資源、財富其實是無主的，這種現狀是助長腐敗之風肆虐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推動力。同樣，普天下的人也是無主的，他們的權利由於失去訴求和表達渠道，淪為被掠奪和凌辱者。
《時代週報》2011年7月28日刊發的《多舛鐵道部》一文中，披露了這樣的內幕（本段原文引述）：「因為鐵道部有這麼多大額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宮楊興說。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後來那幫人覺得鐵路的工程有利可圖，便開始找劉志軍幫忙張羅招投標的事，最初，劉志軍還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後來，這個群體人越來越多，劉志軍就在鐵道部內部弄了一個類似《鐵道部招投標辦法一》的文件，這個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內容就是‘抓鬮’，誰抓到了誰拿工程，但這就惹惱了這部分人，間接地讓劉志軍開始樹敵，最終導致其下臺。」宮楊興說。
這是無主時代的必然結果。由於所有權空置，即便是像劉志軍這樣的人，也不得不通過抓鬮的方式，來選擇中標者。由此導致兩個惡果：高鐵事故頻發；惹惱抓鬮中失利的人。
在這種機制之下，即使有個別官員不作惡，想為民眾辦點實事，也很難獨善其身，因為，他不能斂財就不能升遷，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現有的職位——現實中，一些廉潔的官員往往更容易被栽贓陷害，因為廉潔能幹的人反而被貪官一族視為對他們的威脅。由此，幹部選拔、任免機制的金錢化、家族化，加速了社會的墮落和腐敗的蔓延。
我認為，只有在兩種社會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強調的是可能性）：
一種是王權時代，所有權非常清晰和明確，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與有限的民主（廣開言路，積極納諫）。
一種是在民主機制之下，民眾有權選舉、監督、罷免各級官吏，並通過這些代理人，行使權力，使得普天下這個所有權的歸屬，變得非常清晰，即屬於每一個國民。官吏或者議員，只有盡心盡力為民眾服務，才能獲得選民的任何，延續自己的權力。在這種機制下，法制、民權、民生、民富、環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於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權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於民眾的東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領域的推進，最重要的，就是實現民眾權利與政府官員權力的對接，讓民眾決定一切，從而，徹底解決所有權空置這一根本性問題。而改革在經濟領域的推進，等於在所有權空置的前提下發展，必然造成財富分配機制的畸形——這幾乎是所有權空置之下的必然結果。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張梅穎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直言：當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頂層設計與轉變發展方式……政治體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層建築更適應經濟基礎，適應人民的要求，更有利於政治穩定和社會長治久安。如果有人一聽見政治體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只能說他是偏執和神經過敏。我認為應該正確理解政治體制改革。現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動力不足，與一些人擔心政治體制改革會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大有關係，過去有句話，叫「自加壓力」，現在自己加不起來則壓力要來自群眾的監督，必須要有一個倒逼的機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覺的「挺舒服的幹嗎改革」。
此所謂忠言逆耳。
無主之悲，悲於所有權的空置，也悲於一個時代的墮落。
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曾經創造無數輝煌，屹立於世界之巔，也曾經歷無數苦難，近百年來的屈辱史，流淌於我們的記憶深處，讓我們每每想起來都忍不住疼痛。中華民族要想復興，需要解決所有權空置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每一個公民提升自身素質。試想，在一個很多人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質傷害同胞的環境之下，在一個很多人為了方便積極去行賄的大環境之下，還有什麼問題能夠推進呢？從自我做起，堅守良知和道德底線、維護正義、敬職敬業、愛護我們生存的環境，不做行賄、欺詐、造假之事，讓這個日益惡劣的環境慢慢別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從做好自己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