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溫州動車追尾事件發生後，韓寒寫了篇文章「脫節的國度」。這篇文章不但很犀利，而且相當深刻。
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現在這些台上的人，說來和我們算一代人，當年一起同過學的。他們唸書的時候並不壞，怎麼一上臺變得那麼壞呢？以他們的知識和眼界，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現在做的很多事是壞事，是錯誤的，非法的，即便按照他們自己制定或通過的法律或政策，也是錯誤的，也是非法的；那他們怎麼還做得下去呢？他們怎麼就不內疚不羞愧？他們怎麼還能睡得著覺呢？要說在一二十年前他們掌握的權力還不夠大，上頭還有老革命壓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現在老革命都死了，現在的權力都在他們這批人手裡了，那怎麼還這個樣子呢？
韓寒的文章給出的一個解釋是： 「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澤東斯大林時代的他們來衡量自己」。他們認為，因為他們擁有更多的軍隊，他們「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鮮更緊，在經濟上比蘇丹更窮，在治國上比紅色高棉更狠」，可是他們竟然沒有那麼做，多開明啊，多不容易啊。你們不知感恩，反倒要他們謝罪，真是豈有此理？「你越批評他，他越渴望極權」，為的是讓你知道他們的厲害，別不知好歹；如果你知難而退了，他們就可以放你一馬。多仁慈啊，多公正啊。
這就使人想起那句老話：「身懷利器，殺心自起。」意思是，你身上帶著殺人的凶器，自然就會產生犯罪的慾望和衝動。這也就是為什麼權力會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道理。
壞人做壞事多半都要給自己找出一些理由，他們首先要說服自己，要讓自己覺得自己做的並不是壞事。辦法之一是「比壞」：你批評我們壞，還有比我們更壞的呢。我們還可以更壞得多呢。因此我們就不算壞。我們本來可以更壞而我們沒有那麼壞，這還不算好嗎？
以研究極權主義著稱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提出過一個重要概念：「平庸的惡」（這個概念曾引起不少爭議，姑且不論）。阿倫特發現，很多在第三帝國期間作惡多端的納粹分子，本人其實平淡無奇；若是放在正常社會也會是個正常人。這種人的問題是不動腦子，上頭命令做什麼就做什麼。或許我們可以用「平庸的惡」去解釋很多中共官員的行為，但至少不能用它來解釋那些身居最高權位的人；因為他們不是執行「上頭」的命令，因為他們自己就是「上頭」。那麼，像他們這種惡又該叫什麼惡呢？這是一個亟待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按照現居法國的華裔學者陳彥的說法，如今的中共統治集團是「自覺的極權主義」，即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識的極權主義。他們早就沒有了昔日狂熱的信仰，也沒有了當年極端的殘忍；然而他們並沒有回歸到人道人權，沒有回歸到普世價值。也許在八十年代，他們之中的不少人也一度這樣回歸過，六四事件則使他們轉向了犬儒主義。現在的他們，什麼都不信，只知道牢牢地控制住權力。
按說，今天的中共統治集團，既沒有意識形態做紐帶，又沒有強人領袖可敬畏，那麼，是什麼在有力地維繫它的統一呢？依我看，那就是犯罪，共產黨的堅強團結是靠共同的犯罪感造成的。除了政治上的鎮壓異己，更有經濟上的化公為私，貪污腐敗，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擔心實行民主後會遭到清算，因此他們就會對民主改革採取強烈的敵視與抵制。
很多人都說，如今中共中央越來越沒權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這話只有一半是對的：好的政令常常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壞的政令卻往往所向披靡，還能一竿子插到底，大家還是會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例如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本來，有不少官員，包括一些高級官員，本人或者親友都是煉法輪功的；如果你私下和官員交談可以發現，幾乎沒幾個官員贊成鎮壓法輪功。但是鎮壓法輪功的政令硬是能貫徹得下去，即使江澤民退位了，病危了，也看不到有什麼跡象要有所改變。
韓寒文章裡提到：「有一個國家機器朋友對我說，你們就是不知足，你這樣的文人，要是擱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槍斃了，你說這個時代，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回到我文章的題目上來，我們確實需要深入研究當今中共官員的集體心態，看看他們的惡到底是哪一種惡。這不但有重大的理論意義，更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