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麻省理工學院的華人經濟學家黃亞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相對於這個拗口的書名，它的英文書名則更為直接和大膽——《Selling China》。我當時的《經濟觀察報》專欄編輯方軍及時地向我推薦了這本書，他知道我正著手準備創作一本關於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企業史作品。
黃亞生在他的這本著作中，給出了一個觀察中國經濟成長的獨特角度，他將三種不同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跨國企業和民營企業在中國的表現進行了對比研究，從而得出結論：中國大量引進外資（FDI），是因為中國經濟存在某些本質弱點的表現；也正因此，外資在中國市場上得到了超國民的待遇；相對而言，民營企業的境遇要可憐得多。黃亞生所依據的研究數據截至到1998年前後，他揭示出了中國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的某種特徵，它與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不同，也與東亞其他國家的崛起故事有很大的差異。在那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規模相繼超過了英國和德國，關於「中國模式」的探討正如火如荼，黃亞生無疑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
六年後的今天，黃亞生的第二本中文著作出版了，書名是《「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在這本書中，這位生性儒雅、而文詞卻不乏激烈的學者直接提出，「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中國實行的是價格自由化，企業非公有化，這其實就是市場經濟的模式，中國也在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在全球背景下的研究坐標中，黃亞生指出，從成功經驗來講，中國的發展類似於東亞各國，從欠缺方面來講，中國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國家中找到影子。與數年前相比，黃亞生跳出了微觀經濟的範疇，而以一種更寬泛的政經視角來重新探討「中國模式」。
幾乎就在黃亞生的新書出版之際，另外一本同樣是紅色封面的新書《中國震撼》也成為了某些圈子的熱議話題，它的作者是擔任過鄧小平英文翻譯、現在國外高校當研究員的張維為。張的觀點與黃恰成對照，在他看來，中國與西方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文明型國家」，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著自己獨特的路徑和模式，而在政治上，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不是複製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動的基礎上日益回歸中國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別是「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張維為認為，「我覺得現在中國執政黨也是一個完成天命的執政集團。它的天命就是恢復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國的地位。」
因為背景的不同，你很難將黃亞生與張維為的觀點做一種明確的對照式解讀，然而，他們畢竟都涉及到了「中國模式」，而且在結論上互有衝撞。
這是正在中國理論界發生著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是否存在「中國模式」這個命題上，人們形成了不同的陣營。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理論界是傾向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為此，專家們還發明瞭很多專用名詞，比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珠三角模式，以及「增量改革」、「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等等。這些名詞各有所指，不過大家都不否認，這些發展模型是從中國的獨特政策環境中培育起來的，對它們的綜合提煉，將可能描述出一種獨步天下的「中國模式」，而如果哪位經濟學家竟能畢成此功，就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可是今天，情況似乎發生了非常微妙的改變。
就在不久前，北大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達了與黃亞生完全相同的觀點，他說，「我不認為中國有特殊的模式。」中國所進行的種種改革，如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私營企業的發展，以及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都是普世的市場經濟模式，而不是中國的發明。
而在上海，在80年代以倡導「新權威主義」而成名的蕭功秦則對張維為的觀點進行了呼應，他說，「他的不少理念我都很贊同，我們很早就對激進主義抱有批判態度。不同於很多中國學者所習慣的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國的參照比較對象，他是把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作為觀察研究中國的參照系。這十分難能可貴，在這個意義上，他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認為相較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近30年還是有很多成功的經驗的，不必言必稱西方。這種觀點客觀上有助於民族自信的建立。」
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甚至頗有點黑色幽默意味的現象正是，那些否認有「中國模式」的學者，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正是中國式經濟改革政策的支持者和獻策者，他們對中國的改革前途充滿了不安，而這種不安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經濟學範疇。正如黃亞生在新書中明確指出的，「我反對這種主流觀點：中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增長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獨特的儒家文化傳統，共同構成了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徵，其他國家難以與它相提並論」。黃亞生與張維迎等人所擔憂的是，如果「中國模式」被認定是獨一無二的，那麼，我們就可能否認有一種符合普世價值觀的市場經濟模式的存在，中國將因此拒絕更深層面的改革，而那顯然是危險的。
顯而易見的是，這場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越來越呈現為意識型態上的分歧，在一些人看來，甚至已演變成「新左」或「新右」的「選邊戰」。
在今天，所有關心中國改革方向的人們都已意識到，那些能夠在經濟範疇內改革的課題大多已經完成，而未被攻克的部分，都大大超出了經濟範疇，而必須在更廣泛的社會體制改革框架下去尋找出路。正如美國學者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所宣稱，「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經濟性的，而大部分經濟亦是政治性的。」
在這個意義上，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既是經濟性的，亦是政治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