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年的閑暇時間裏，1937∼1942年前後六年的週末和節假日晚會上，革命隊伍裡時興交際舞。陝北黃土地上，寶塔山上，延水河邊，穿軍裝，著草鞋，明亮的汽油燈映照著一對對聞樂起舞的翩躚身影，這是嚴肅緊張的工作、學習、生產、戰鬥生活之餘，別一番生動活潑的革命生活畫面。
1942年夏秋之際，整風運動全面開展以後，這種革命隊伍裡的交際舞漸次稀落。經過短暫的沉寂，1943年元旦開始，革命隊伍裡再次時興的是軍民同樂的陝北秧歌舞。
延安交際舞最初是由外賓傳授，從上層領導開始，並作為向封建勢力的挑戰，而逐漸時興起來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隨紅軍總部進駐延安。同月底，美國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就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的身份，到延安作為期七個多月的採訪。史沫特萊是到中國革命隊伍裡採訪的第二位記者，並且事先通過宋慶齡、斯諾的介紹，所以她的到來受到了特別的重視。經過領導討論決定，抽調丁玲趕赴當時國共兩黨轄地分界處的三原古城杜裡鎮迎接。來到延安的當天晚上，史沫特萊就分別見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澤東。次日，中國文藝協會和新中華報社聯合集會，熱烈歡迎史沫特萊的到訪。
帶有部分印第安血統，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萊，時年45歲，曾經遊歷過大半個世界，飽經了生活的磨難。但苦難並沒有磨滅她擁抱生活的熱情。當她初見朱德時，"他有五十多歲了，相貌和藹可親，額角佈滿皺紋。他看起來確像紅軍之父。他滿面春風，連連對我說歡迎，並向我伸出了雙手；我用雙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臉頰左右親了一下"。然後，她在這個結實的人物歷史與內旁邊走來走去，直爽地說:"讓我好好瞧瞧你"在延安，甚至在中國革命隊伍裡，這種見面禮是從來沒有過的。因為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國度裡，握手在當時已經是非常革命的舉止了，當眾擁抱親吻怎麼敢看呀？所以，這兩個響亮的熱吻，在當時和以後的許多文章裡，都被說成是史沫特萊抱住朱德的臉狠狠地"啃"了兩口。但是，此時此地，對待這樣的客人，不是客隨主便，而是主隨客便。
正是這樣一位自稱"大地的女兒"的史沫特萊，不僅在延安採訪寫作，聯繫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華，而且還倡導組織了滅鼠運動，節育運動以及聲噪一時的交際舞潮流。
與史沫特萊形影不離的是年輕漂亮，長發披肩，大學畢業後寫過詩、演過電影的吳光偉吳莉莉，現任史沫特萊的翻譯兼秘書。平時偶爾和她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那位濃眉大眼，最早奔赴陝北，被稱為文藝明星的丁玲。
據稍後到訪延安並與史沫特萊暫作鄰居的斯諾夫人介紹，"在共產黨人之中，你很難區分誰男誰女，只是婦女的頭髮稍長一些。延安本地人總是張口結舌地站在一旁，看著這些陌生的怪人。當地婦女，全是小腳，有些女孩子仍然裹足。"在當時的延安，身邊帶有口紅並使用口紅的似乎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出身高貴、氣質高雅的斯諾夫人，"我不肯放棄打口紅，我盡量想打得淡一些，不至於過分引人注目。"另外一個就是吳光偉，"方圓數百英里內，打口紅的中國女性只有一個，她就是吳光偉，……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女演員。"
斯諾夫人總是拒絕在公開場合唱歌、跳舞，甚至講話，除了採訪，很少串門。而史沫特萊拉著吳光偉，有時還有丁玲，卻特別愛交際，喜歡串門。"在一個軍事營地裡，史沫特萊、丁玲、吳光偉成了獨一無二的三人小組:三個有丈夫氣概的離過婚的女人，對傳統的婚姻都持批判態度，都希望婦女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能享有較大的權力。"這樣三位耀眼的單身女性，芳齡在25∼45歲之間，"像旋風一樣出入在各種政治、社交和群眾場合"。她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的接待和熱烈的歡迎。並且，在革命隊伍裡一直盛行著的娛樂節目，是集體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萊不擅長唱歌，卻能跳舞。她後來的回憶錄記載說:
"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看，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惟一有節奏感的舞師。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斗了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只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
這是延安早期的交際舞，主要是在高級幹部聚會的娛樂性晚會上作表演性節目。範圍不大，半掩蔽半公開。但這種帶有異域色彩，具有強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節目卻非常具有示範性，很快，在鳳凰山下史沫特萊的住處，就有了私人性質的娛樂晚會，當然少不了要跳交際舞。毛澤東剛開始"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生理上也沒有節奏感"，但卻經常光顧客人們的住處。
"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裡提著一袋花生米。於是請外國友人唱一支歌，外國朋友引吭高歌，中國主人拍掌擊節，歌罷由中國主人們或唱歌或講古，窯洞滿座，談笑風生，一時稱為樂事。"
"在這友好歡樂的悠閑時刻裡，我經常邀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弗吉尼亞土風舞。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朱將軍參加，他和舞伴們旋舞起來，而且按著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剛參加閱兵式的新兵一樣，踢得塵土飛揚。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風舞傾囊相授後，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際舞，我也教了。
慢慢地，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當時延安古城裡的鐘樓東側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闢為中共中央大禮堂後，幾乎每個週末的晚上，這裡都舉行晚會或舞會。史沫特萊和她的"學生們"成了舞會上的"明星"。
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隊伍裡女將們的強烈反對。
最初在延安高層男性社會時興的交際舞，直接觸犯的是革命隊伍裡女將們的安全感。參加過「長征」的女英雄們，她們戎馬倥傯，無暇去修飾自己的容顏；她們在革命隊伍裡所享有的地位和聲望，也使之沒有必要去注意修飾自己的外貌。據說，她們從來不化妝，頭髮太長有礙行動時，隨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為在她們看來，把頭髮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表現。"她們把新式婚姻作為一種嚴肅的社會制度來捍衛。……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早已被視為毒草，從革命陣營中鏟除了。"交際舞"一直是被當作外國的惡習被禁止的"。陝北那些生性溫順、政治落後的鄉下婆姨，對這批強悍的女英雄們沒有構成多大的威脅。現在，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從淪陷區和國統區的上海等大城市湧來了一批批受過教育的女學生們。她們剛剛參加革命隊伍的驚喜未定，又被邀請參加逐漸蔓延著的延安週末晚會或交際舞會，從而有了與延安高層社會「男英雄」們手把手，面對面直接接觸與交流的機會。女將感到，男人們在蠢蠢欲動，她們在想方設法制止這種"反叛"。
此事，毛澤東後來曾經風趣地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樣。但是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
這場矛盾的結果，是導致延安離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賀子珍的負氣出走。
"跳舞就是照著音樂走路。"毛澤東對交際舞也有他自己獨到的理解。雖然他也經常光顧舞場，但一開始並沒有參加交際舞，只是與史沫特萊、吳莉莉有著非常頻繁的接觸。據史沫特萊回憶:"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裡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文藝。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他自己寫的律詩。他有一首懷念他第一個夫人的悼亡詩，因為她是被國民黨殺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試著跟我的女秘書學北京官話，跟我學英語，學唱英文歌子。"
另據埃德加·斯諾根據史沫特萊介紹所作的記錄說:
「紅軍正在享用戰爭與戰爭之間的幾個月的和平間歇期。時令是春季，禾苗給紅土染上綠色，蘋果樹繁花盛開。終於從持續多年的戰鬥中脫出身來的毛澤東讀著許多書，寫著有關政治和哲學的論文。不為眾人所知的是，毛還寫出大量的詩詞來教授和指導吳莉莉。毛常常會在太陽剛一落山和開始工作之前，帶一名警衛，來到史沫特萊的窯洞。他們一邊喝茶或喝米酒，一邊談天說地。他對外國的情況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和艾格妮絲同歲，他詳細詢問她的生活經歷，包括她的愛情生活。毛讀過一些譯成中文的西方詩歌，他問艾格妮絲，她是否體驗過拜倫、濟慈和雪萊那一類詩人所讚美的那種羅曼蒂克愛情。……他說，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說中讀到的那種類型的愛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樣的。在他遇到過的人中間，我史沫特萊似乎是體驗過這種愛的第一人。他似乎覺得曾經錯過了點什麼。莉莉好像喚醒了他對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長時間頻繁的接觸，使賀子珍產生了疑心。賀子珍自己晚年對來訪者說，有一天，賀子珍找到史沫特萊住的窯洞，發現毛澤東與吳莉莉坐得很近，面對面地正在談話，很是火熱，眉開眼笑。賀子珍一腔怒氣地衝了進去，毛澤東仍然坐在那裡，吳莉莉起身招呼，讓座:"賀子珍，請坐，來，來"。
而賀子珍卻厲聲厲色地回道:"還來呢我就是為你才來的我不是為你，我也不來這裡了。"
窯洞裡的氣氛頓然緊張起來，毛澤東愣住了，吳莉莉也不知所措。賀子珍馬上轉向毛澤東發火，說著說著，手就揮舞起來，手指劃到吳莉莉的耳朵和臉頰上。
"怎麼，你打人還了得"吳莉莉也很厲害地吵開了。
這時，史沫特萊聞聲出來勸架。毛澤東既掃興又尷尬，趕緊把賀子珍拉回家。
事後，吳莉莉向有關部門反映賀子珍打人，小范圍內稱之為"吳光偉事件"，但有關部門並沒有對此給予一個什麼處理意見。
賀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惡人先告狀"後，氣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萊槍斃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將們都極力支持賀子珍。她們一致認為，一個外國女人竟然花費那麼多時間在自己的窯洞裡與別人的丈夫談話是不可思議的事，況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親密地接觸，更是傷風敗俗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而禍根子不是別人，就是史沫特萊。
這樣，一時間延安因為交際舞而鬧得沸沸揚揚。先是賀子珍在1937年8月離開延安；稍後，吳莉莉隨西北戰地服務團也離開延安，至今下落不明。史沫特萊因為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時間，到9月初"毛澤東斷然命令她離開延安"，便與斯諾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別了延安。
賀子珍出走，毛澤東婚變，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風波。但是，延安交際舞時行並沒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為有了大量青年學生的到來，延安週末晚會或交際舞會更加時興起來。
每到週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延安城裡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大禮堂、城東門外橋兒溝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魯藝大禮堂、城南門外的自然科學院禮堂、城西門外延河兩岸的王家坪八路軍總部大禮堂、女子大學禮堂或操場、藍家坪的馬列學院大禮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所屬的作傢俱樂部、大砭溝的文化俱樂部，等等，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
音樂伴奏雖然很簡單，但已經是現場樂器演奏。計有口琴、風琴、手風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有很多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製作的。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廢棄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惟一的一架鋼琴，是大後方一位人士贈送給周恩來的，1941年春轉贈到魯藝。
只有兩處教堂裡的舞場是青磚地面，其他舞場都是平整的黃土地。有的露天舞場由於天氣乾燥，跳舞人多而難免塵土飛揚。好在踏著黃土地的舞步，僅有屈指可數的幾雙自蘇聯或重慶穿來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膠底鞋或草鞋。住窯洞，穿草鞋，是當時參加革命的標誌。"軍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涼鞋。用不同顏色的布條，編成彩色帶子，釘在舊鞋底上，就變成各種式樣新巧的涼鞋。"男同志的草鞋沒有什麼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涼鞋上綴上一對跳躍的絨線紅球，就成了舞場上的時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間，從大城市新近來到的女同志們將上衣腰身收緊，扎上皮帶，就顯露出優美的身材曲線。有的甚至把津貼節約出來，買一塊白布或藍布，做成短袖襯衫，衣襟上還繡上一朵小花，這就更加別緻了。冬季裡在制服袖口、領口鑲嵌上一道白色或藍色的布邊，在舞場裡也是很出眾的裝束。
在當時延安所有的舞場裡，王家坪和中央大禮堂舞場是政治級別最高的，經常有軍政首長光顧。藍家坪文抗所屬的作傢俱樂部舞場條件最好，有被張仃設計成沙髮式的折疊椅，是延安絕無僅有的，蕭軍夫人王德芬的窯洞酒吧還有飲料供應。但是，最客滿為患的舞場卻是女大禮堂或操場，最熱鬧的舞場是橋兒溝魯藝那座中世紀城堡式樣的大禮堂，每到新年之際這裡都舉辦稀奇迷人的化裝舞會。
1940年的中秋節正好是星期天，女大學員孟於、白凌、嚴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飯後換上她們最好的時裝——縫有白布假領子的列寧服，勒緊腰帶，沒忘記把茶缸子掛在腰帶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門。她們像飛出了籠子的小鳥，又蹦又跳，踏著夕陽的余輝，沿著延河往東走。出了城東，是一片空曠的河谷。晚霞剛剛散盡，月亮已經爬上了東山，天地間一片高闊幽藍。五位十七、八歲的花季少女被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邊走，一邊高唱起來。從學校到橋兒溝有將近十公里的路程，她們走出了汗，但一點也不覺得累。
來到魯藝，她們先進音樂繫住的一排窯洞，那裡有時樂蒙、劉熾、陳紫等人在等著呢。聽到音樂聲遠遠地響起，他們匆匆地喝上幾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趕往大操場上正在舉行的月光舞會。此時，皓月當空，星光如洗。熱情的音樂系小夥子們輪流吹奏起美麗的樂曲，露天舞場上一對對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裡。《小放牛》、《酸棗刺》、《春之聲圓舞曲》、《友誼地久天長》……，一支樂曲，又一支樂曲，歡聲笑語伴著動聽的旋律，迴盪在金秋歲月黃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間。
"時間不早了，最後再跳三個舞"領頭的白凌趁樂曲間隙，趕緊提醒大家。抬頭望天，她們才發現月已西斜，而舞場上氣氛卻依然熱烈。
"怕什麼反正不耽誤明天星期一早晨上課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誰搶了一句。說的也是，難得今晚這麼好景致，乾脆堅持到最後。跳完集體大秧歌舞，舞會宣告結束，想到還要往回趕路，她們才感覺到有些乏力了。沿著原路走回到女大門口，天色已經放亮，她們索性來到延河邊，掬起清涼的延河水，漱口洗臉。不多時，學校的起床號吹響了，她們悄悄地融入了新的一天生活……
同樣是在魯藝舞場上，還演繹出許多「愛情佳話」。文學系第二期學員蘇非，是魯藝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魯藝大禮堂的舞會上，大鼻子醫生馬海德勇敢地邀請她跳舞。她拒絕說不會，他堅持要教她。這樣就牽上了她的纖纖玉手，並且整個晚會上就沒有放下過。當天夜裡，蘇菲同窯洞裡一位大姐臨產了，其他人都讓她出面請馬大夫來。他說自己不是婦科醫生，但還是跟著蘇菲就跑過來了。到清晨，孩子順利地降生了。蘇菲請馬大夫回去休息，他卻說:"天氣那麼好，我們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著新年的陽光，他向她求愛，她答應了。魯藝不少男生眼睜睜地看著外國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為"報復"，此後好幾個週末的傍晚，他們躲藏在魯藝校門口的坡地裡，等馬海德來接蘇菲的時候，大喝一聲:"誰接走蘇菲，留下買路錢"就衝上來，攔住馬，翻出他口袋裡的香菸和零錢。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會跳舞，還反對跳舞。1939年7月，他從抗日前線帶學生實習回魯藝，正趕上文學系主任蕭三提倡跳舞，就進行指責，致使蕭三負氣離開魯藝，轉而擔任文化俱樂部主任。但隨著交際舞逐漸蔓延時興，他也走進了舞場。剛開始，他只在舞場邊上，與文學系的幾個男生學著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顧盼流連的目光，便靦腆得手足無措。老師的窘態，激起男同學們的不滿，經過一番策劃，在不久後的一個週末舞會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與一個同樣有些靦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學系第三期學員牟決鳴。大概是心有靈犀，他們在一起卻學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諧。
三年後的7月，同樣是在一個週末的晚上，何其芳、牟決鳴與周立波、林藍兩對新人，共同在窯洞裡舉行婚禮。他們身穿灰制服，先向毛澤東畫像鞠躬，再向來賓致謝，分發紅棗和瓜子之後，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歡樂的交際舞向新人表示誠摯的祝福。
延安交際舞時潮持續到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展開，經過整風審干運動，1943年元旦以後，取代交際舞的是群眾性的大秧歌舞。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關於《整頓黨的作風》的講演，將本來在政治局高級幹部之間開展的整風運動，轉向到全黨開展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同時選擇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報》社和文藝界作為整風主要試點單位。普遍性整風運動之初，文藝界都以為這次運動是針對"大頭頭"的，是幫助黨改進完善工作的。所以，繼紅軍女英雄們反對交際舞後，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對跳交際舞的批評。
丁玲不反對跳交際舞，但對於出現在延安舞場上的不平等現象卻頗有微詞。"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聽的誹語悄聲地傳播著，然而只要她走到哪裡，哪裡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後來，她自己承認這篇曾經給她帶來半生磨難的文章是確有所指的。"那時'文抗'的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打扮得怪裡怪氣的女同志來參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衛生的'，說這話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對跳舞，但看這些人不順眼，就順便捎了她們幾句。
"比丁玲態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實味。在延安，他自己從來不跳舞，也看不慣別人跳舞，想到革命並未成功，烈士們浴血犧牲的情景，他就"心臟震動，血液循環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對於眼前的文藝晚會和交際舞深惡痛絕，斥之為"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文章觸犯了眾怒，整風運動轉入審干搶救運動後，他被開除出革命隊伍，並遭到處決。
遺憾的是，文人們對於交際舞的批評，不但沒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卻招致整風運動時更激烈的反對。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11月康生在陝北公學製造出"張克勤案件"，整風運動轉為審干運動。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審干運動再轉為搶救運動。各單位和部門為了完成"特務"指標，搶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學習和工作，進行背靠背、拉網式的排比審查。抗戰後到延安的新知識份子80％被搶救成"特務"。人與人之間，哪怕是夫妻之間一時為之生疏。"審干一開始，各個單位都關了門，連親族朋友也不相往來。"延河邊消失了夕陽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時期的革命隊伍裡從此沒有人再跳交際舞了。
1943年元旦，魯藝組織宣傳隊學習改編並試演陝北秧歌劇獲得好評，中宣部及時推廣其經驗。春節期間不僅魯藝秧歌輪流到延安各機關、部隊、學校演出，而且其他單位也都相繼組織成立秧歌隊，開展演出活動。這樣，延安城裡軍與民、上級與下級、演員與觀眾，不分老幼與男女，全部都可以隨著悠揚的鼓點和高亢的嗩吶聲，扭到秧歌舞的陣裡來，成為「感受集體情緒、體驗革命力量」的民間狂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