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太沈重的話題
在大陸長期受的教育告訴我，1949年是中國劃時代的新舊社會分界線，1949年以前是萬惡不劫，中國人民受三座大山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1949年以後是中國共產黨打敗了腐朽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當家作了主人的新社會。這是中國歷史上天翻地覆的變遷，新舊社會兩重天。對於這場戰爭中勝利的一方，都是英雄般史詩的歌頌，樹紀念碑，建革命博物館，寫革命回憶錄，編寫革命歷史，教科書，運用所有的文藝手段，電影，小說，詩歌，繪畫，音樂，戲劇等等告訴大家這場解放戰爭是史無前例的偉大與神聖。可是沒有哪本歷史文獻記錄過究竟這場內戰死了多少人，傷害了多少家庭，連個大概的數字都沒有。龍應臺的書就是為那個時代被踐踏、污辱、傷害的人們的吶喊，總究在自己土地上發生這樣殘酷的內戰，不管站在哪一方，都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姊妹，絕大多數是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
龍應臺在書中敘述了我們稱之為偉大的三大戰役遼瀋戰役的殘酷場景：「1948年9日開始歷時52天以六萬九千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47萬，有幾十萬士兵死在冰天雪地荒野上」。1948年3月15日開始，長春圍城的半年中，餓死多少人？也是不知道正確數字，說是30-60萬，最少也是日本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數字。當時解放軍司令林彪的部署「要使長春成為死城」。龍寫道：「十萬解放軍圍於城外，十萬國軍守在城內，近百萬的長春市民困在家中。不讓飢民出城，餓死拋屍，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裡，一望過去好幾千具」。「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在「新中國」歷史教科書中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按：長春實施圍困之初，毛澤東批准林彪提出的「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的做法。目的是迫使百姓把城內糧食耗光，使長春守軍糧盡而降，長春城內的老百姓成為了中共軍隊要挾國民黨軍隊的籌碼。）
龍又寫到1948年11月開始的淮海戰役：80萬國軍，60萬解放軍，在祖國的大地上，以炮火相轟，以刺刀肉搏。當時解放軍司令陳毅說：「淮海戰役是用獨輪車推出來的。」龍寫道：「聽起來那麼令人心酸，兩個月的戰役，徵用543萬民工，就是每個士兵後面有九個民工，所謂人海戰術，就是把民工推上前沿。激戰兩個月，55萬國軍灰飛煙滅，解放軍也死傷慘重。屍體在平原上壘壘疊疊，密密麻麻，看過去一望無際」。
內戰中死去多少人，誰都不清楚，不管是國民黨的軍隊，還是解放軍與被征民工，都是普通百姓的子弟。龍寫道：「日本人會盡其所能把每一個犧牲戰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中，美國人會在戰士場上設法收回每一個陣亡者的兵籍名牌，為什麼我的戰友，卻必須死於路旁像一條野狗？」中國人的生命太卑微了，別說姓什名什，連個數字都糊塗賬。
國民黨兵敗大陸，逃到臺灣，跟著一起逃亡的不僅僅有它的黨政軍警人員，更多的是有山東河南等地的學生、有工商界的做賣買的、有文化教育界的等普通民眾。逃亡中死去的不計其數，多少家庭流離失所，妻離子散，最後到達臺灣的有二百餘萬人，當時一個小小的臺灣島人口才七百萬。
書最後寫道：「即使是內戰六十年後，海峽兩岸的尋人啟事從來沒有間斷過。太多的債務，沒有清理；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愈舍；太多的虧欠，沒有補佇；太多太多的不公平，60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
我反複閱讀龍的最後這段話，「對不起」實在是十分卑微的要求了。1949年後繼續甚至擴大內戰形成的敵我對立，鎮壓反革命，肅清反革命，土地改革，運動接一個運動，大開殺戒，1950-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就處決達七十萬人，1950年的土改中又殺了200多萬地主，1955-1957年的肅反運動清查了機關團體內部反革命177萬人，處死2萬多，被逼自殺身亡5萬多。對於倖存者，別說「對不起」，連做人的起碼尊嚴都沒有的，是不受憲法保護的賤民，能維繫一條生命，就已是寬宏大量了。
龍應臺寫到1987年臺灣國民黨戒除戒嚴令，開放在臺外省民眾赴大陸探親，她隨母親到被掩沒的母親故鄉浙江千島湖的淳安，尋找祖宅與外公的墳地，一切都已淹沒在煙波浩渺的大湖中。到湖南衡山尋找龍的親哥哥，1949年母親本想帶走寄養在祖父母家中的男孩，僅僅捨不得孩子的哭聲，忍痛將他繼續留下。誰知一別就是近40年，一無音訊，現在見面，一邊是留美博士，著名作家，一邊是皮膚黝黑，穿著粗卑的農民，一輩子挑扁耕作為生，他在「你爸爸是國民黨」罵聲中長大，一輩子記住自己的哭鬧，卻再也見不到自己的親生父母，他說：「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裡，我永遠也追不上。」
這樣的場景，我也親歷過。我的兩個舅舅一個姨媽就是在1949年流亡去臺灣，他們並非國民黨軍政人員，只是經商的。大舅當時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以為不久即能返回，把孩子都留在農村外公外婆家，誰料一別就是40年，1989年大舅與大舅媽等回來省親，眼見的是老態龍鐘的母親與已經子女成群的二個兒子一個女兒，相見情景，令人心酸。第二年大舅等再來省親，打算接走外婆，卻是參加了她的葬禮。1950年土改前，外公去世，把當時剛滿18歲的三舅劃為地主，帶著這三個狗崽子，這些年怎麼過來的。大舅與大舅媽在臺灣又生養了七個，好幾個留學美國，定居美國，一母所生同胞手足，經濟社會地位兩重天，已無共同語言，形同陌路人。這樣的家庭分離悲劇不知有千萬家，有誰來道聲「對不起」嗎？
最近讀了林達寫的《已經消失的中國「猶太人群體」》，感觸萬分。林達就是寫「近距離看美國」四本系列書《歷史深處的憂慮》、《總統是靠不住的》等書的旅美作家。今天讀到他們的新作，提出了一個我未曾思索過的命題：他們把共產黨在1949年後劃為敵人的四類分子與資本家，稱為中國「猶太人群體」，把對他們的迫害比作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犯了反人類的罪行，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林達寫道：「所謂四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全國就劃了兩千多萬中國猶太人群體，而當時歐洲只有1200萬猶太人。他們被迫害的原因基本上是歷史的身份罪和種族是一樣，迫害模式是以身份加以標識，即使沒有刑事罪行，也失去一切公民權利，群眾專政的目標，沒有生命的保障，任意編造罪行，無需經法律程序認征。文革中迫害模式未變，並繼續擴大，黑五類，黑七類，尤其右派份子的加入，也取得了「猶太人」的身份，他們的子女家屬「狗崽子」也進入這個群體，和納粹德國迫害如出一轍，這樣的株連擴大，人數就達將近一億。」「他們絕大多數無涉及國共政治鬥爭，無涉及革命反革命的對立，他們被劃入敵對階級，只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這是一個政治陷害，絕大多數地主富農資本家只是合法擁有土地和企業的普通平民而言。」
林達文章本意是要我們注意今天文革研究中的最為被忽略的重點，人們在研究文革最關注往往是圍繞中共黨內政治鬥爭和社會上派別鬥爭，隨著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大量革命幹部和知識份子都從「壞人」平反了，甚至當年的紅衛兵助紂為虐，也可站出來一聲年輕幼稚上當受騙而卸下責任。而中國「猶太人群體」從1949年就套上了罪惡的身份，到文革更是無可爭辯的受打擊迫害的核心，到今天他們的地位沒有改變，只准他們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不准他們亂說亂動,他們的一言一行仍在嚴密的監視中,堅決打擊他們「妄圖變天」。60餘年了，這個群體基本上都離世了，他們在歷史敘述中將永遠缺席了，永遠沒有為自己被誣陷辯護的權利了。施暴加害的一方什麼時候能覺悟到說出「對不起」三個字呢？
龍應臺是臺灣作家，林達夫婦是旅美作家，他們都有自由說話的空間，下面我要引用的觀點是現在清華大學人文科學院教授，歷史學與經濟學學者秦暉先生一次談話《中國歷史的延續與斷裂》。秦是嚴謹的學者，他對1949年以前稱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提出質疑，他說：「從國家權益而言，1949年變化了什麼？，即主權吧，哪一條不平等條約是1949年廢除的？哪一塊領土是1949年收復的？哪一點經濟權益，包括海關權益各種權益是1949年獲得的？的確找不到。平心而論，絕大部分國家權益的改變都發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後有，如香港澳門，但那是若干年以後了。抗戰後，美國把在華的經濟特權取消了，最重要的是海關制度，抗戰中，很多國家都在形式上廢除了領事裁判權，交回了租界，宣布廢除一切在華特權，中國國際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成為聯合國五個發起國之一，安理會五強之一是1944年就定下的。1945年後中國從領土上也有很大成就，收回了很多周邊地區的領土，如中緬邊境一部分領土，而一部分雲南邊境的領土，1949年後政府出於某種目的，又丟掉了。」看來1949年半殖民地的定位從法理上是沒有根據的。
那麼半封建呢？秦主要從土地租佃關係說起，他說：「中國土地地權集中程度，在民國20年中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雖然沒有進行土改，但土地一直是分散的，地主用於出租的土地部分一直在減少，到40年代後期，中國土地分配係數已相當低，並不是以后土改使農民有了土地，確切地說，土改前中國大部分農民是有土地的」。國民黨到臺灣也搞土改，採用贖賣政策，沒有暴風驟雨，不殺一個地主，卻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輿論普遍認為國民黨在臺的農業政策是成功的。
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被勝利一方篡改，但真相不可能永遠被掩蓋，人民也不可能永遠被愚弄，只怕是到真相大白於天下時，就不是一句「對不起」可以搪塞過去，而是與希特勒一樣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