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失蹤的高智晟律師緩刑將滿，能否自由，家人和關注者拭目以待*
8月14日是目前仍處於被失蹤狀態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五年緩刑期滿的日子，現在距離這一天已經不到一個月了。高智晟律師究竟在什麼地方，8月14日能否獲得自由，他的家人和海內外關注者都拭目以待。
兩年多以前帶著兒女逃離中國、現在美國的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女士說：「高智晟是2006年8月15日被中共非法逮捕的，判三緩五，今年8月14日應該是他重新獲得自由的時候，刑滿到期的日子。緩刑應該是在家裡的，他現在不僅沒在家裡，人在哪裡我們全家都不知道。」
*高智晟律師與高案簡介*
參與過陝北油田案、法輪功等案辯護的維權律師高智晟2004年12月至2005年12月，曾經三次發出致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公開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輪功修煉者。
2005年11月，他出任主任的北京晟智律師事務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停業。2006年12月22日，高智晟律師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緩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回到家中。
2007年9月高智晟再遭抓捕，獲釋後傳出他的文章《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自述受到包括用牙籤插入生殖器在內的酷刑。
高智晟獲美國出庭律師委員會的「勇氣呼籲獎」等人權獎。
2009年2月4日凌晨，高智晟當著親人面，被警方從陝北老家綁架。
2009年初，高智晟的妻子兒女逃離中國，同年3月到達美國，後來獲得美國政治庇護。
高智晟被警方從老家綁架後，有關他的情況，來自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警方和其它方面的說法種種不同。直到2010年3月27日，外界一直得不到他的確切消息。
2010年3月28日，網上突然公布高智晟電話號碼，外界可以打電話給高智晟律師。十天後，外界再撥打這個號碼，停機，直到現在。
*耿和：高智義打電話詢問，國保又說高智晟「丟失了」，家人都在等著高的電話*
我問耿和女士：「近期有沒有在國內的家人去問過、找過？」
耿和：「他大哥給北京（國保）姓孫的打電話，他（孫）說‘我們不知道，丟失了，別給我打電話’。大哥家的電話打不通，要不然沒人接，要不就說‘沒有這個電話’這是不正常的，因為家裡是座機。三、四個月前，我說‘大哥，這個電話打不通，你也別交錢，停了行了’。大哥說‘我們不能停，這是閏慧（高智晟的小名）回家唯一的線，萬一他給我們打電話。。。’就想著他萬一突然能有瞬間自由，能跟那邊聯繫。都在等著電話。
高智晟的姐姐一旦看到來電顯示是不認識的電話，就興奮得想‘會不會是我三弟？’有一次，我給她打電話，沒聽到聲音就斷線了，我又打，沒打通。她就等了一晚上。」
*耿和：高智義寫了「尋人啟事」委託我放到網上*
主持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所有人都沒再得到高智晟的消息？」
耿和：「從我這來說，最後跟他聯繫是4月十五、六日，因與國內有時間差。4月17日準備給丫頭格格過生日，開始找她父親，沒有找到，就沒打通這電話，直到現在。他大哥電話說，國保回答說‘丟失了’，他大哥就寫了尋人啟事。想讓我放在網上，現在我手裡。」
主持人：「怎麼寫的？」
耿和：「我給您唸一遍——‘尋人啟事。高智晟男49歲，漢族。身高一米八左右，北京市人。於2010年2月（指陰曆）清明節回老家給母親上墳，回家時還有幾個便衣。之後回北京，大體十天左右通過電話，至今已有一年多了，再無一點音信，家裡人焦急萬分。
在這一年多，我給北京市公安局孫處長打了幾次電話，他說走失了。我也在去年9月13日到北京公安局信訪去問，他們說不知道。我一個老百姓也沒有什麼辦法。如有知情的人請轉告家人，定有恩謝！聯繫人高智義手機15191985726 ’
我收信的日期是6月6日，是他一個親戚給我發在郵箱裡了。」
*高智義：回憶去年清明節高智晟回家兩、三天掃墓，走後幾日失去聯繫至今*
7月11日，我採訪了在陝北家中的高智義先生。
主持人：「請問您寫那個‘尋人啟事’是怎麼想的？」
高智義：「十幾個月了一點消息都沒有，幾次問他們，他們說不知道，我著急寫的。」
主持人：「您中間有幾次問過相關人士？」
高智義：「我去年農曆九月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訪辦問他們，他們說不知道。好幾次給姓孫的處長打電話，他說‘走失了’。我說‘你們看管下的，他咋能走失呢？’他說‘你弟就是跟我，也在他們看管下走失的’。去年清明節，回家裡走了一回，到現在十幾個月了一點消息也沒有。一問三不知。再給他打電話，他也不接。」
主持人：「我從美國撥打這位孫處長的電話，對方接線員說‘您撥打的號碼是空號’。」
我問高智義先生：「去年清明節高律師回家幾天，都做了什麼？」
高智義：「也就是兩、三天，回來能做什麼？還跟著人。」
主持人：「幾個人跟著？」
高智晟：「家裡來了一個，榆林來了四個車。再就沒有一點消息了。」
主持人：「他能在家裡住嗎？他身體怎樣，有沒有傷？」
高智晟：「能。當時看他的情況，反正在監獄他肯定傷過，他受過那號罪。他咳嗽，肺上肯定是他們有過什麼。他咳嗽是不正常的咳嗽，我快六十歲的人了，能感覺出來。」
主持人：「在家裡住了幾宿？」
高智晟：「不是兩夜就是三夜。清明節就是傳統的祭祖節日，我們一大戶人家二、三十人一塊兒上的墳。」
主持人：「後來從什麼時候就得不到他的消息了？」
高智義：「他走以後，也就是一個禮拜到十天，他在北京給我們來過一次電話，再就沒有來。」
*高智義：今年「兩會」我想赴京，公安不讓去，說幾天給我消息，結果什麼消息也沒給*
主持人：「高律師這次回家之前，您曾經找過北京方面，警察就說他走失了。您剛才說他們說‘走失’，是這次回家之後，警方又說一次走失？」
高智義：「回家以後。呃。我與姓孫的處長聯繫，他就是這話。」
主持人：「您最近一次去打聽高律師的消息是在什麼時候？」
高智義：「去年農曆九月十二到的北京，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訪辦，我不知是當官的還是當兵的，就是值班的。他們說不知道，沒辦法。他們說他這個案子特殊，不跟我說，我只好回來。家裡只有我去找了，再誰也沒有找。
今年3月份他們開‘兩代會’的時候，我準備過去，北京打過來電話，轉到榆林，榆林市公安局給我打來說，叫我不要去，明後天。。。幾天裡給你個話。哎呀，咱個老百姓哪能不聽政府的話呢？整個就是這個社會，沒有法，你們說咋我就咋，我沒過去。‘兩會’開完了，一聯繫，一問三不知。」
主持人：「說幾天裡給您個話，結果什麼也沒給？」
高智義：「是。就這個意思。」
*高智義：等到緩刑期滿日子再不給我說法，我堅決不讓，當局總要有個交代*
主持人：「現在已經是7月的中旬了。8月14日高律師五年緩刑期滿，您心情怎樣？」
高智義：「你說我心情能好嗎？他就是判個無期徒刑，家裡也有權利探監，應該知道情況，本身緩刑他應該是在家裡，可就是一點消息也不給你說，你又能咋的？」
主持人：「您現在通訊是不是正常？」
高智義：「我現在座機電話撤了，後來根本不行了，光能交費不能打，沒辦法。手機我24小時不關機，搞不好我的手機也很可能給我報銷（不能用）了，正常的話不會出現。老百姓有什麼辦法？」
主持人：「這麼多年來，因為高律師的事，對您個人生活、心情、家人影響方面，您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高智義：「幹活幹得緊張。就是晚上睡下。。。只要清靜的時候，基本上腦子裡都是他。。。看電視腦子裡‘嘩嘩嘩’都在想他，他究竟現在在不在人世？。。。什麼都想了。咋能不想？
跟你說了也不是一次兩次，我父親下世時他才虛齡十二歲，七幾年那麼困難，那個時候只能同甘共苦、共命運過來的，能夠不想？一個人從地球上蒸發怎麼能不想？糟糕到極點了，沒辦法，尤其這段時間。
等到了這個（緩刑期滿）時候，他們再不給我說法，這個我堅決不讓，堅決不讓！到時候我們得見了人，我原先也說過，你們政府愛關他多長時間你繼續關，我們管不了，如果說這個人你們能每個交代的話，那我堅決不讓，我就是用我的笨辦法，反正他們總要給個交代。」
主持人：「到那個日子那天，您準備怎樣等高律師？」
高智義：「我初步打算想到北京去。反正現在還定不下來，我什麽也想了。我想提前幾天再跟他們聯繫，看看能不能給個話。」
*耿和：當局警告高智晟的姐姐，如果離家去找，要影響兩個孩子的工作*
我在採訪耿和女士的時候，問到高智晟律師的姐姐有沒有去尋找過高智晟律師。
耿和說：「他姐姐沒有敢去尋找，因為當局已經給她警告過了‘你就不能離開這兒，你要是離開，就要影響你兩個孩子工作的。因為她先生早死了，兩個女孩兒也是勢單力薄。她得不到弟弟的消息，對她們的精神和身體折磨更厲害。」
*高智晟的姐姐：盼早點有他的消息，（刑滿）時間到了，就應該把人放出來 *
我採訪了住在山東的高智晟律師的姐姐：「您有沒有高律師的消息？」
高姐姐：「沒有，什麼消息都沒有。」
主持人：「到目前為止，最後一次知道高律師消息是什麼時候？」
高姐姐：「2010年4月，就是清明節時，一共才通了兩次電話，再就打不通了。」
主持人：「都說了些什麼？」
高姐姐：「互相問候一下，也沒說什麼。」
主持人：「高律師怎麼跟您講的，說他在哪兒，什麼時候再跟您聯繫，當時怎麼說的？」
高姐姐：「他說去新疆看他的老岳父，再啥消息也沒有。新疆他是去了，但是一直再沒跟我們通話。以後我給他老岳父打電話，他老岳父講，他去新疆的時候就跟著人，說跟著三個人，可能是北京這邊的人。去了新疆沒在他老岳父那兒住，在招待所住。」
主持人：「還有一個月時間高律師的緩刑期就滿了，他一年多沒消息，現在您是什麼心情？」
高姐姐：「哎呀，什麼心情。。。自己的親人失蹤了肯定心情不好著急，著急又有什麼辦法？沒辦法。既然（刑滿）時間到了，他們就應該把人放出來，不論怎麼說，得叫我們見一下人，現在連人都見不上。一問他們，明知道在他們手裡，他們說不知道。我們想，我弟弟肯定在政府手裡，他這麼大的一個人，這麼長時間，我們家人只有著急，盼他早點有消息，哪怕就是把他怎麼樣了，給我們個消息。」
主持人：「您自己有沒有什麼壓力？」
高姐姐：「今年好像還沒有。去年一到了過節什麼的，有電話打進來看我在不在家，害怕我們出去找我弟弟。」
*耿和：希望國際社會提供幫助，讓高智晟早日回家*
耿和女士說：「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8月14日應該是高智晟刑滿到期的日子，也應該是他終於回家的日子，全家人都期待著這一天。關注和關心高智晟的人，都在注視這一天。他大哥寫的‘尋人啟事’，寫出全家人對他的期待，因為全家人沒有辦法。尋找的這種苦呀，沒有辦法！老百姓只能以這種方式表達。
我自己也通過律師，給美國國會議員說這個情況，一年零三個多月沒有任何一點消息，到今年8月14日按中共自己的法律，也應該讓他回家，讓他自由。我還給歐盟議員寫信。高智晟能否自由，能否回家，還有賴於外界壓力。希望他們能提供一些幫助，讓高智晟盡早回家，如期回家。」
*耿和：既然國家不需要他，家庭需要他，孩子需要他，希望允許我們全家團聚*
主持人：「您在國內的家人現在情況怎樣？」
耿和：「我父親快八十歲了。我家周圍有個紅光山，我父親每天一早起來，必須要到紅光山磕頭燒香求高智晟能平安，然後才能安心一天。新疆的電話我從網路是打不過去的，用電話卡（不顯示發話號碼）有時能打過去。我母親有點糊塗了，我打電話不多。」
主持人：「這邊您自己和孩子情況怎樣？」
耿和：「我跟孩子現在挺好。日子一天一天臨近，希望這天趕緊到來。兒子經常問。。。‘父親節’那天兒子就說‘媽媽，今天就是父親節，我想給爸爸打個電話’。正好是北京發大水的時候，我說‘你看，北京到處發大水，和你爸爸聯繫不上’。他說‘那好吧，能不能我過生日的時候給爸爸打電話？’因為兒子過生日是8月27日，我說‘行吧，應該沒問題。’格格上學現在還可以，也都適應了。從高智晟近幾年的遭遇看，不低於六次以上的失蹤，每次都有酷刑。
像他這麼好的一個人、這麼好的一個律師，社會這麼需要他的人，在中國受到打壓和迫害。既然中共不需要他，國家不需要他，我們家庭需要他，我的孩子需要他。我希望允許我們團聚，孩子成長離不開父親，我們希望全家團聚。」
*耿和：兒子說「好爸爸，我都忘了你長什麼樣」 希望 8月27日高智晟能給兒子生日祝福*
耿和說出她此時此刻最大的心願：「再過一個月，就是兒子天昱的八歲生日了，我真希望能聽到他給孩子祝賀生日，真能希望聽到他那幽默自信的聲音，因為對我跟格格來說都是一種安慰。現在我們全家，我父母、家裡人都在等這一天。
我這兒有一堆資料，兒子無意中就翻，看見他爸爸的照片。他把那張紙，捂在臉上說‘唉呦，我的好爸爸呀，我都忘了你長什麼樣！’
那種感覺呀，我都沒敢往下接，接了以後，你怎麼給孩子回答？其實在孩子面前，我都迴避了他爸爸的問題。科學這麼發達，電訊技術也這麼先進，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近，地球也更小，反而我們要通個電話，就這麼難，這麼遠。
*耿和：憶2004年以後因參與陝北油田、法輪功維權等案壓力不斷升級，高智晟的態度*
盼望高智晟律師能盡快和家人團聚的耿和女士，回顧了高智晟律師近年來的經歷——
耿和：「高智晟選擇作律師，一直有個願望，就是能通過法律的渠道傳達公平正義和良知。
主持人：「他正式成為律師是那一年？」
耿和：「1996年，是10月吧，一開始在新疆。記得他當律師的時候，接的第一個案子是醫療事故，就是免費的案子。。高智晟對每個案子都非常認真負責，刑事案子、合同案子，到最後從個體的案子發展到群體的案子。那時報導他介入的案子，國內媒體報導很多。最後就是因為他參與了一些維權方面的案子，如強制拆遷、信仰迫害、陝北油田案等等，政府就干預他，找他談話。他做律師，堅定不移站在當事人一邊，盡其所能為窮人提供免費幫助，常年不間斷為窮人提供幫助。」
主持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壓力？」
耿和：「有壓力是從2004年。代理過蔡卓華案，然後是陝北油田案，調查有一個多月。那時我在辦公室值班（耿和在辦公室任職），司法局就拚命打電話，問‘高智晟什麼時候回來，回來到我們司法局來一趟’。在這期間，就經常對我們律師事務所今天稅務檢查，明天律師檢查，經常檢查，那時就感覺到明顯壓力。強制拆遷案子也受到壓力，還有上訪案、迫害法輪功案、迫害基督徒案。。。」
主持人：「後來壓力升級是在什麼時候？」
耿和：「2005年八、九月份。司法局就老來查我們律師事務所，那時高智晟在陝北油田。9月份對我們‘停業整頓’，後來有個‘停業整頓書’。
2005年時，找他辦案的人非常多，都是一些當地不受理，又進入不了法律程序的。我記得有個上訪人員的案子，拖了十幾年沒結果，那些人就說‘我們不想活了，我們就要自殺了’。高智晟說‘你們到我這兒來，我看看你的案子。雖然我給你實質性幫助不了什麼，我陪你把這個案子走完所有申訴程序。申訴沒有時間限制。
我就問高智晟為什麼，他說‘當事人已經很不容易了，這麼長時間的一審敗訴、二審敗訴，到我這兒來我要給當事人有點希望，不能讓他們自暴自棄，對這個社會也是不安全的。」
主持人：「後來高智晟在壓力特別大的情況下，當時是什麼態度？」
耿和：「2005年司法局下達停業整頓以後，我立馬給本所律師都開出同意他們離開我們律師事務所、他跟我們律師事務所財物都是兩清的證明，他們就能到別的律師事務所去工作。我要是行動得晚了，萬一司法局提前把公章、財務章拿走以後，他們就走不掉了。
這時候高智晟就在家裡每天寫文章，接待上訪人員、拆遷的人到家裡來，幫他們整理資料，適當的時候給他們發表。
到了2006年五、六月份，他姐夫癌症病危，他就想‘反正律師事務所也停了’在哪兒寫都一樣，到山東能照顧她姐姐姐夫，他到了山東，我沒管過他。」
*耿和：悲哀，一直想旁聽高智晟作律師辯護，萬沒想到第一次進法庭卻聽對他宣判*
主持人：「後來我們知道高智晟律師就是從山東姐姐家被綁架、失蹤，後來被捕、判刑。這個過程中，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
耿和：「說到這裡，我是挺悲哀的。。。高智晟每次案子開庭完，他就說他在法庭上怎麼辯護，怎麼發揮，經常說。我就跟他開玩笑說‘行，我沒有去，你就瞎吹吧’。以後他就不跟我講了。以後我就聽他的助手說，他每個案子怎麼精彩辯護。我就說‘高智晟，以後我也去一趟’。高智晟說‘沒問題，下次開庭我就帶你去’。我想，那是他的職業，時間很長，也沒有要求，覺得我是有機會的。
非常悲哀的就是，到這機會來了，我第一次進法庭，就是聽對他的宣判。這麼好的一個人、優秀的人。。。我一直期待著能到法庭上聽他善於辯護，但在法庭上聽到的是對他的宣判。這麼早就結束了他的律師生涯。
他把律師事業看作生命，現在我們家沒有留下他的律師執照，複印件都沒有，都給沒收了。」
*耿和：對人權律師高智晟吊照關事務所，判刑，酷刑，監視家庭直到不讓女兒上學*
耿和女士繼續回顧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判了以後，2006年12月二十幾日他回家。高智晟一進門就說‘咱們現在全家就要離開北京’，我說‘為什麼？’我理解意思是（當局）害怕有人到我們家來，來的人太多有壓力。過了一天，又回話說，我們全家都離開目標太大，讓他離開。他就走了，那是12月底。他回過山東，到處轉，他們跟著他。
到了第二年二、三月他才回來，當地派出所隨時敲我家門，看他在不在。北京市（國保）姓孫的他們那些人也經常敲我家門找他談話。
2007年有一次大的迫害，就是他寫了兩篇文章，好像是有奧運會的文章。文章他沒給我講過。我只知道那天晚上，他說‘他們叫我出去一趟’，我說‘那你去吧’。他前腳剛走，後面國保就來找我，說‘咱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就去了。
到那裡，他們說‘你看看這是高智晟寫的文章，你知道嗎’，我掃了一眼，是說奧運會的，我說‘我不知道他寫’。他說‘你沒有盡到監護人的責任，我們把他教育兩天’，就叫去沒回來，折騰了有五十天左右回來了。慢慢知道他受了酷刑。
我說‘要不然你寫下來？’，他說‘這次永遠忘不掉，記在骨子裡了’。高智晟是一位人權律師。金錢和權力誘惑不了他，黑暗和權力壓倒不了他，不僅把律師作為一種職業，更是通過這一職業向大眾傳播公平正義和良知。就是這樣一位人們需要的好律師，政府吊銷了他的執照，關閉了他的律師事務所，監視我們的家庭，直到不讓女兒上學。」
*耿和：看高智晟的文章和視頻，沉浸在痛苦思念中分擔他的痛苦也是享受*
耿和談他對高律師的思念和感情。她說：「白天面對孩子的時候，我要強裝笑臉，強打精神。直到孩子都睡覺了，哎呀。。。我就坐在電腦前，看著高律師的文章，這些東西。。。他做什麼，寫什麼，他沒給我講過，我不知道。看著高智晟的文章，在網上看他的視屏、他的身影，聽他自信的語言、幽默詼諧的語言的時候，感覺到挺安全的、挺踏實的。
再一看到他那張扭曲變形的臉，哎呀。。。我就是感覺到那種深入骨髓的痛苦。就這樣，我還感覺到。。。我還願意沉浸在那種痛苦當中。我覺得那種痛苦的思念都是一種享受。這種痛苦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
主持人：「為什麼是享受？我們來體會一下您的這種心情。」
耿和：「我就覺得他的那個苦，我能給他分擔，我願意分擔他那個苦。他受的那種酷刑，就跟在我身上一樣。我覺得我跟高智晟我們這麼長時間生活，我們特別有那種融為一體的樣子，他那邊有什麼感覺，跟我這邊就有一樣。所以他那種苦，受的那種刑呀，就像在我身上。只要能在一起，能給他分擔，就是挺願意的。我真希望是這樣子的。」
*耿和：高智晟的案子不是一個個案，中國一個個血淚故事暴露了普遍存在的法制的問題*
耿和說：「其實高智晟這個案子，在中國不是一個個案。我想，現在像陳光誠、胡佳、郭飛雄、許萬平、楊天水、郭泉、艾未未。。。等等血淚故事，就是中國暴政侵害的結果。一個個家庭或者個人的血淚故事，暴露了普遍存在的法制的問題。。。
真的，我是一點也不願意回憶過去。我只想8月14日有了高智晟的消息，先讓這個疲憊的家庭停下來，有幾天休息一下。我現在就光想著將來了，光想著以後了，他怎麼樣能回來，調養好身體，我現在只展望將來了。」
*傅希秋牧師：西方官員、NGO組織、一百多國十幾萬人在為高智晟律師的自由而呼籲*
一直關注著高智晟律師和他家人的在美國的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說：「對華援助協會這個機構一直在密切關注著、關心著、並且也十分盼望著高智晟能夠獲得完全的自由。
整個對高智晟律師的處理手法，不僅僅是對一個守法的中國公民，對這樣一位維護法律尊嚴的律師，竟然受到如此非法對待。高智晟律師遭遇的本身，可以說是整個法制的黑暗化、黑社會化、極端倒退。。。這是個明顯的縮影。
我們也發起了‘自由高智晟’（FreeGao）行動，迄今為止，十幾萬簽名，來自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十幾萬人都在關注。包括所有有良心的西方的和包括東歐的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還有非政府組織，都在一刻不停地為高智晟律師的自由而作出呼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