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映的生父李維漢是湖南長沙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之一，中共建政後的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左右搖擺李維漢 極力討毛澤東歡心
一九二一年，李維漢用別人的文憑考入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與毛澤東同窗。中共黨史資料上記述的毛澤東在一九一七年建立的「革命團體」湖南「新民學會」，就有李維漢參加。
一九二一年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建立共產黨時，李維漢正在法國留學，沒有趕上，但次年他即與周恩來及李鵬的舅舅趙世炎等人，在巴黎組建了「旅歐少年共產黨」，由趙世炎任書記、周恩來任宣傳委員、李維漢任組織委員。不久，鄧小平到了巴黎，在上述三人的影響下步入「革命陣營」。
一九二五年底，李維漢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在湖南發動農民運動，但因為鬧得過份，被陳獨秀制止。於是他又認為「現在的農運確實是太左」，開始在中共湖南區委領導糾偏。沒過幾天，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之後，他又轉向左傾。但他的報告又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中共五大上被陳獨秀扣發。從這開始，他一生中都在革命隊伍裡左右搖擺。
一九二七年八月，他因為跟隨毛澤東等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而當上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他又因為執行了「左傾盲動主義」而不得不離開中共中央委員會，到蘇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一九三三年四月，李維漢回國，重新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又忠實執行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發表了批判鄧小平、毛澤覃等人的文章講話，使自已在中共路線鬥爭史上又多了一個「歷史污點」。
到延安以後，在一九四三年的「審干運動」中，他因為秉承毛澤東和康生的旨意錯整了許多人，事後被人把「擴大化」的罪名接到他自己身上，又一次犯了「左傾錯誤」。
從一九四八年開始，李維漢擔任中共統戰部長，極力為毛澤東出謀策劃。
中共建國之初，毛澤東曾對在中國大陸是否實行蘇聯那樣的聯邦制拿不定主意，徵求李維漢的意見時，李維漢受寵若驚，苦思多日，向毛澤東提出了蘇聯國情不同，不宜像蘇聯那樣實行聯邦制，應該實行在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內，實行地方自治的建議，被毛澤東採納。
討得毛澤東的歡心不久，李維漢又發明出了一個民主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的理論，結果被毛澤束指責。
於是，他又提出了一個「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公私合營這」主要環節，實現資本主義所有制的變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建議，再次受到毛澤束首肯和中共政治局的通過。事後，李維漢又把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總算是為毛政權立了功。
此後不久，李維漢得到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中共八大上，他再次晉為中央委員。
一九五七年，隨著中共「反右」鬥爭的開始，李維漢緊跟毛澤東的部署，在統戰部門把大批著名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打成了右派。
即使這樣，毛澤東等人仍嫌他左得不夠。從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開始，中共統戰部開始進行所謂「政策思想檢查」，正在外地養病的李維漢不得不回到北京就「對階級鬥爭長期性認識不足」的問題做檢查。
一九六四年，李維漢又被扣上推行「投降主義」的罪名，在自我檢查中，他承認「犯了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錯誤」。當年十二月，他被撤銷統戰部長職務，不久又被撤銷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
「文革」中，李維漢被批鬥四十餘次，關押八年之久，七五年又被流放到湖北咸寧，七七年底才回到北京，一九七九年三月才被正式「平反」。
李維漢追隨毛澤東幾十年，且一生為中共的所謂「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嘔心瀝血。
但按毛澤東的標準，他在中共歷次所謂黨內路線鬥爭中，至少犯過五次「左」的錯誤，五次「右」的錯誤，以至在七十歲高齡的時候，還要忍受著耳癌的痛苦登臺接受批鬥；七十九歲高齡時，才被毛澤東批准從監獄放出，實在是中共黨內臺酷鬥爭，無情打擊下最典型的犧牲品。
他在晚年時終於看出共產黨裡的問題。「四人幫」倒臺後，曾有中共的康生專案組找他瞭解康生的情況，他說：康生的問題說到底還是我們共產黨的問題，看來我們黨裡就是康生這樣的人才有市場。
從這一點出發，李維漢臨終前幾年到底在共產黨裡做了兩件大好事。其一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統戰部在煙臺召開關於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工作會議。當時李維漢還沒有正式獲得平反，但他看到會議文件後立即給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寫信，提出對右派不但要摘掉帽子，還應該進行甄別平反。不久中共中央採納了他的這個建議。
不幸的是，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映步入政壇後，卻從反面總結了父親革命一生的經驗教訓，認為起碼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左終歸比右好，所以隨著官階一步步的高升，思想和行動也日益趨左
娶鄧小平前妻 差點改寫近代史
李鐵映的生母金維映，原名金愛卿，一九二四年前後，當時瞿秋白及夫人楊之華，項英、郭沫若等人前後到定海治病休養，金維映接受了他們的赤色宣傳，於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入黨後成為中共定海領導小組成員，曾在家鄉帶動鹽民並組織和發動鹽民鬥爭，並在鹽民協會成立大會上帶領鹽民當場打死鹽霸。
金氏曾分別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O年坐國民黨監獄和上海英國租界的監獄，一九三一年到達中共在江西的根據地後，先後任中共雩都縣委和勝和縣委書記，是中共當時的第一任女縣委書記。
一九三四年，金維映調任中共中央軍委武裝總動員部副部長，是當時女共產黨人中，職位最高的一個。
中共的史料中描寫：金維映長著又大而有神的眼睛，漂亮、白淨、清秀，行動利索，給所有接觸過她的人留下深刻印象。這可能是她被當時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鄧小平看中的主要原因。一九三二年，金維映嫁給鄧小平。
一九三三年三月，李維漢奉王明之命從蘇聯回國，四月到達江西蘇區，立刻在中共中央局主辦的《鬥爭》報上發表了〈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全面清算鄧小平、毛澤覃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在李維漢主持的清算大會上，金維映竟親自登臺發言，揭發鄧小平的「嚴重罪行」。事後，金維映即與天天痛哭流涕地寫檢查的鄧小平分手，投入了李維漢的懷抱。結婚後，立即被李維漢委任為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一九三四年又高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蘇區紅軍決定實行所謂「戰略轉移」即後來的「長征」。當時，所有中共蘇區幹部都被列為三等，一等是走，二等是留，三等是殺。而這個名單完全是由組織部長李維漢制定。
曾任過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當時苦苦央求李維漢，也沒能被恩准為一等，雖然後來沒有被列為三等，但到底還是死在國民黨手裡。
開始，毛澤東的名字也被劃在二等之列，後來經過爭取才獲准參加了「長征」。如果李維漢和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再堅持一下的話，整個中國的歷史可能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由於李維漢的關係，金維映成為中共從江西選拔的參加長征的三十個女紅軍之一，在中央縱隊休養連任支部書記。
中共的史料記載，「長征」途中，有一次走在休養連前的中央縱隊司令部，在一個村落裡安營紮寨，找到較好的房子給首長安排睡覺，並殺豬宰羊，準備大吃一頓。
休養連走到這裡後聽說他們的宿營地還在前面十幾里的地方，金維映立刻領著休養連的女將們大吵大鬧，擔任中央縱隊政委的陳雲趕緊陪著，小心給休養速騰出地方，並把好吃好喝都給了他們。由此可見金維映當時的權力之大。
李鐵映幼年喪母，被疑為小平骨血
一九三六年，金維映擔任了中共抗大女生大隊長，當年九月，在延安為李維漢傳下香火。據說李維漢要按照本家族譜給自己的後代用「鐵」字取名，金維映也要求將自已名字中的一個字放在孩子的名字裡，這便是李鐵映名字的由來。
李鐵映出生一年左右，李維漢即把金維映拋棄，另尋新歡。
或許是出於對李維漢的記恨，或許是出於對鄧小平的負疚，金氏後來變得精神不正常，一九三八年被中共送往蘇聯「療養」。
一九四一年底，莫斯科遭德軍飛機轟炸，金維映和中共前總書記博古的夫人劉群先，被疏散離開莫斯科，從此杳無音訊。不知是被炸死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失蹤。
一九八七年，隨著李鐵映突然冒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城裡到處傳說他是鄧小平的親骨肉，說金維映當年改嫁李維漢時已身懷有孕。
好事者還從面相上分析說，李鐵映與鄧小平多有相似之處，但同李維漢相比，卻難以找出共同點。
從中共公布的李鐵映的出生時間來看，這種說法似站不住腳。
一位多年從事鄧小平生平思想研究的海外學人分析此事說：海內外對李鐵映是鄧小平骨血的說法，第一依據李鐵映的生母曾是鄧小平的妻子；第二依據是李鐵映的冒升必然要有鄧小平這樣的後臺；第三依據是長相與鄧小平有相似之處。
雖然從中共公布的李鐵映出生年月上，可以排除他是被金維映懷孕在身時，離開鄧小平改嫁李維漢這一種可能，但李維漢為什麼在李鐵映出生後不久，即把當初利用政治鬥爭的手段，才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妻子又輕易給拋棄了？除了「喜新厭舊」，是否還有別的原因？
如今金維映、李維漢均已作古，能說清這件事情的只剩下鄧小平一個人了。但無論李鐵映到底是何人骨血，鄧小平是絕沒有可能主動向外界解釋這類事情的。
大陸一九八九學運期間，大學校園裡流傳的中共高幹世襲表裡，就有關於李鐵映是「小平同志骨血」的「考證」，再加上鄧樸方的康華公司是「最大官倒」等內容，都被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匯報到鄧小平處，招致鄧小平一怒之下，將學潮定性為「政治動亂」。
六四結束大搞「動亂清查」 帶頭高唱紅歌
一九八八年四月，李鐵映在七屆全國人大上出任國務委員，並接替李鵬原來以副總理名義兼任的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鵬則以國務院總理名義接過了李鐵映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的兼職。
一九八九年「六四」剛過的那」段時間，是李鐵映公眾形象最惡劣的一段時間。六月中下旬，李鐵映在中共中央電視臺和北京電視台上的露面率頗高，連續多次播放他在北京各中、小學遊說「平暴的偉大意義」的鏡頭。尤其是他脖子上扎一條紅布，小丑一樣領導著一群有氣無力，甚至頭都不願意抬起的中、小學老師齊唱《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革命歌曲時，形象顯得十分滑稽。
此後，經李鐵映親自批准，中共「平暴」的「偉大意義」被編入北京市小學課本。同時，李鐵映還大會、小會地強調：高校講壇不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不願意宣傳社會主義的教師可以請便，不相信社會主義的學生可以退學。甚至說「不能與西方大學進行比較，我們的學校再落後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這種言論已經同「四人幫」時代的極左論調沒有什麼差別了。
由於李鐵映嚴格下令「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不准上講臺」，所以六四後大批高校的中青年知識份子為此失去飯碗。當時，雖然大陸所有地方和單位都在搞所謂「動亂清查」運動，但搞得最過火的就是李鐵映和何東昌手下的教育系統，尤其是高教系統。
李鐵映說：「鄧小平同志歷來強調要在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上堅持「兩手硬」。經濟建設上要防止左，精神文明建設上則要警惕右。高校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場所，所以時刻要警惕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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