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四府街一家餐館的門口，一個禁止漲價的標誌引人注目，令看到的過路人會心一笑。
在韋森看來，物價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國家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一種路徑是選擇政府主導投資拉動為主的發展策略，稅負的增加無可避免，另一種路徑則是通過減稅的方式藏富於民，同時走上降低物價刺激內需的發展道路」。
近日，一條微博在網際網路上瘋狂流傳：中國，工資5000元，吃一次肯德基30元，下館子最少100元，買條Levis牛仔褲400元，買輛車最少30000元——夏利；美國，工資5000美元，吃一次肯德基4美元，下館子40美元，買條Levis花20美元，買輛車最多30000美元——寶馬。
孫笛毫不猶豫地轉發了這條微博。
一週前，她剛剛結束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一個學期的研究生課程，特意穿著嶄新的行頭回國——9.9美元的CROSS鞋，39.9美元的 Levis牛仔褲，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孫笛發現，這些東西在國內的價格分別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真不知道是美國太便宜還是中國太貴了！」孫笛向記者感嘆。
她清楚地記得，出國前她和朋友在漢拿山餐廳吃了一頓烤肉，點了3個菜，一共120元。回國後還是在同一家店，點同樣3個菜，價格卻變成了240元，「盤裡的肉還少了」。
這個，這個，和這個，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來
著名財經評論員時寒冰與孫笛有同感。他最近還養成了一個新習慣——託人從海外買東西。最新的成果是一臺折合人民幣24000元的尼康單反相機，在國內，這臺相機的價格是4萬元。
事實上，在去年年底的美國之旅以前，他從沒想過中國的物價居然比美國還高。
動身之前，一個因生意原因多次往返美國的朋友提醒他：「去美國除了鈔票什麼也不要帶，東西很便宜。」對此，時寒冰半信半疑，畢竟，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個數據是，「美國的人均收入是中國的34倍」。
但很快，時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磯一家中餐館，他們4個人點了份量很足的魚、蝦、蟹，結賬的時候卻只需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
時寒冰以為老闆算錯賬，特意又問了一遍，結果朋友笑他說：「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場，就更覺得離譜了。」
這句話讓偏愛實證調研的時寒冰「決定改變行程」，專心觀察、對比中美物價。
結果讓時寒冰大吃一驚：國內一套3萬元左右的阿瑪尼西裝，在這裡只要500美元；國內標價4.6萬元的勞力士手錶，在美國不到4000美元；一臺國內在50萬元左右的寶馬Z4在廣告牌上的標價只需21000美元。
更為誇張的情景出現在LV這樣的奢侈品店，時寒冰記得朋友給他講了一個親眼所見的笑話，因為LV箱包在美國可以便宜3成左右，往往遭遇中國顧客的瘋搶，一名中國客人曾指著店裡的三款LV包說：「這個，這個，和這個，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來。」
通過這次為期半個月的走訪，時寒冰的調查結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務，比如理髮，或涉及知識產權，比如圖書音像外，美國商品的價格普遍低於國內，即便「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商品，常常也比國內便宜50%以上。
商品在出廠之前沒有區別，真正的區別在於出廠之後
那麼，當今中國物價是否已經比美國還貴？
在這一問題上，幾位接受採訪的專家給出的結論是：相對於購買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國物價明顯高於美國，在絕對價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現了「中貴美賤」的情況。
究其原因，一個被廣泛提出的觀點是：在過去兩年多時間裏，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導致商業銀行貸款急速膨脹，致使國內廣義貨幣供應量已經超過美國20%多，從而導致同樣的商品在中國所對應的貨幣量遠遠大於在美國所對應的貨幣量。同時，在常年實行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戰略下，中美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在現行的貨幣發行制度下，外匯儲備的增加必須要以基礎貨幣增發來對沖，從而再次增加了貨幣流通量，推動物價上漲。
但在這樣立足於宏觀經濟角度分析的聲音中，一些疑問也隨之產生。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告訴記者，在美國，不僅中國製造的產品遠比國內售價便宜，即使是美國製造，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比如她曾在美國加州一個機場商店購買的美制風衣，價格不到北京賽特商場裡同款風衣的五分之二。
左小蕾連續提出兩個問題。
同樣的成本，同樣的產品，如果產自中國國內，即使算上「出口退稅」的部分，也不該出現高於國外市場兩倍的情況。
反之亦然，如果產品來自國外，在WTO框架下，即使是制裁性關稅，也絕對不可能出現超過一倍的價差。
長期觀察中美物價關係的時寒冰對此現象的解讀是，「商品在出廠之前沒有區別，真正的區別在於出廠之後」。
他認為，國內商品價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藏在商品裡由消費者買單的額外交易成本。
在他看來，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稅負。
或許政府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成了物價上漲的推手之一
據中國社科院參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培勇所作的統計，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兩倍。而在中國現行的稅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稅收來自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流轉環節的稅收。剩下不足30%的稅收來自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收入環節。
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哪國製造，只要流入中國就將揹負上這些處於流轉環節的間接稅。
一個引人注目的數據是：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鑑（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徵稅的總量均為1000 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麼，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 元，歐盟15國300元。」
其中，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高：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
而且，相比於美國的商品價格往往會標明價外稅，中國的商品實行價內稅的方式，換言之，消費者只能看得到最終價格，卻看不到價格中有多少隱身卻逃不掉的間接稅。
比如，在目前中國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妝品中，會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以及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佔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間接稅收，保守地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
又比如，一塊在內地售價為2700元的瑞士進口手錶，將包含17%的增值稅392元，30%的消費稅623元，11%的關稅267元。顯然，政府稅收對國外製造最終價格的貢獻也將近6成。
「或許政府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成了物價上漲的推手之一。」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說，「你順著這個邏輯推演，就知道這種價格的高企如何轉嫁給消費者的了。」
在他看來，一個中國製造的產品，儘管不需要承擔遠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卻要在國內一路承擔重重收費甚至罰款。商品進入超市、商場後還要面臨上架費、月返費、廣告費、促銷費、年節費以及無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費用。
「總之見者有份，然後轉嫁給消費者。」時寒冰說。
在韋森看來，物價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國家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一種路徑是選擇政府主導投資拉動為主的發展策略，稅負的增加無可避免，另一種路徑則是通過減稅的方式藏富於民，同時走上降低物價刺激內需的發展道路」。
「買自己的東西能買得便宜點，這個要求高嗎？」韋森反問道。
24歲的孫笛並不瞭解這些國家戰略上的分歧，她只是覺得「不敢再在國內買好東西了」。離回美國還有一個多月，閨密們便忙不迭地給她擬好了長長的代購單，其中，最搶手的東西是被很多中國人視為奢侈品的Coach包，在美國，它的價位在200至300美元。
如今，已經有7個閨密預訂了這款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