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元旦前後的佳木斯市，氣溫降至零下30多度，隆冬的陽光疲軟地照在厚厚的積雪上。位於郊區的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59歲的哈爾濱知青姜盈國面帶微笑地在活動室裡走來走去。
「我21，他22。」姜盈國指指旁邊的北京知青陳平原，「我年輕。」陳平原張著嘴，嗓子眼裡發出「吭吭」的笑聲，口水順著嘴角不住往下流。
姜盈國的記憶定格在他的21歲。
1975年的某一天，黑龍江友誼農場拖拉機手姜盈國上夜班。突然，拖拉機發出的轟鳴聲戛然而止。「我壓死人了！」姜盈國閃過一個念頭，倉皇逃離。次日，一起下鄉的知青特意跑到地裡去看，「哪來的什麼人，明明是稻草。」
但姜盈國堅持認為自己成了肇事者。此後，他整天念叨著警察要來抓他，接連數月不洗漱、不理髮。幾年後，其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2009年4月，轉至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
這是一所俗稱的「知青精神病院」，建成於2008年底，目前集中收治了94名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一段瘋狂、熱烈的青春爛漫之後，他們以一種相對安靜的方式留守在這片散發著麥香的黑土地上。
「劉少奇萬歲」
一張橫幅讓趙印寶的命運在上世紀60年代發生了裂變。
他記不得自己為什麼寫下「劉少奇萬歲」。那個時期，人們「被接受」的五個字，本該是「打倒劉少奇」。
「就那麽寫了。」趙印寶掛著慣常的笑容，左手托腮，腦袋上揚，一副「混不吝」的勁兒。如今，這個63歲的北京知青只記得自己家住豐臺，是屬小龍的。高興了，會說出一句俄語；表揚他兩句，會再說上兩句英語。
留守在寶泉嶺農場十隊的北京知青任友善，當年和趙印寶住在同一間宿舍。在他的印象中，趙印寶平時沒什麼劣跡，也不大講話。唯一一次「犯渾」就是寫下了那張「天殺的橫幅」。
「在那個年代，這哪兒成啊。」留守北大荒數十年，任友善說起話來還是京味兒十足。
橫幅貼出來兩三個小時，趙印寶被抓走了，之後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還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由於是工人出身，又沒查出更多劣跡，不久，趙印寶被放了出來。
回到農場後，他的日子照樣不好過。任友善說，當時所有髒活累活都少不了趙印寶。一到批鬥，他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活靶子」。「你注意到趙印寶的門牙了嗎？那就是批鬥時打掉的。」讓任友善感到難以接受的是，「打手」往往由一起下鄉的知青扮演。
受了刺激的趙印寶逐漸反常起來。任友善記得，某個陽曆年前後，他們坐著斗車到100多里地外去砍樹。正值北大荒最冷的時候，風在耳邊呼啦呼啦地刮著，臉刺得生疼。為了擋風，知青們一個個都是後背朝前蜷縮著，只有趙印寶，居然敞著棉衣，面朝前方。
1973年，趙印寶由姐姐趙桂蘭接回北京。在他的病歷上，寫有「自言自語、自笑、胡言亂語」等症狀——「他說自己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和毛主席一起制定解放臺灣計畫，說包產到戶是他制定的，還說自己是周總理的兒子。」北京安定醫院對趙印寶的診斷結果為「精神分裂症」。
2004年，由於不堪重負，趙桂蘭將趙印寶送回黑龍江農墾，納入農墾醫保，住進了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建好後，又挪到了這裡。
上海知青薛魯波則是因為1972年在浩良化肥廠因入黨問題未能如願，進而逐漸失眠、疑心大，總以為有人要害他。1973年，被家人接回上海後，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我父母都被人害死了，那個人，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在安養中心，薛魯波的眼睛瞪得很大，幾根長壽眉跟著亂顫。
知青吳庚妹
「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為感情問題。」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精神科主任吳斌對患者的情況瞭如指掌。
上海知青吳庚妹的故事足以放進那些知青題材的劇本中。
1972年，和所有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年輕人一樣，吳庚妹從燈紅酒綠的上海來到了北大荒紅衛農場。下鄉期間，吳庚妹愛上了一起來的一個上海知青。在當地人的描述中，這是個長得很帥的小夥子，當老師。因為種種原因，吳庚妹一直把這份愛情埋在心裏，埋得久了，生根發芽了，對方卻並不知道。
1978年，小夥子跟著大隊人馬返城，吳庚妹卻留在了農場。
留守下來的吳庚妹落落寡歡，不久，變得抑鬱起來，並開始獨自一人在農場溜躂。大家暗地裡說，這個挺漂亮的上海女人已經瘋了。無奈之下，農場找了個叫汪世貴的單身漢照顧她。很快，吳庚妹和比她大27歲的汪世貴結婚了。一個老光棍找了一個年輕的女瘋子，在人們看來，這算是樁不錯的姻緣。兩人婚後生了四個孩子，但只有兩個女兒活了下來。
婚後的吳庚妹瘋得更厲害了。而由於汪世貴本身就有癲癇，根本沒辦法很好地照顧妻子。
「那個男人很窩囊，對她不好。」留守在紅衛農場的支邊青年孫丁康回憶說，孫和吳庚妹是上海老鄉。
之後，吳庚妹被送進湯原縣精神病院，醫藥費由農場和她本人的工資支付。一段時間後，又轉到了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
汪世貴並不樂意妻子住院，他隔三差五地跑到農場去要吳庚妹的工資。紅衛農場民政局局長李建軍回憶，「吳庚妹每月二三百塊錢的工資，醫藥費都不夠。可老頭不干，讓農場把工資給他，他把吳庚妹帶回家伺候。」
折騰了一年多後，2008年春天，汪世貴終於把吳庚妹領回了家。回家不到兩個月，吳庚妹死了。「她是在街上溜躂，被車壓死的。」孫丁康說。另一個浪漫的說法則是，吳庚妹死在了年輕時常去的白樺林中，死時一絲不掛。
2009年5月，汪世貴因病去世。
讓人扼腕的是吳庚妹的大女兒汪遠芹。如今，她和母親一樣，住進了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這應該說是遺傳。」李建軍認為。但坊間相傳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是，汪遠芹16歲那年，曾遭人強姦。
「我16歲的時候，就開始犯病了。肯定是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想不起來了，」這個27歲的女孩瞇著眼睛，皺著眉頭，「我爸說我媽死了，電死了。」
提起母親的死，汪遠芹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悲傷，她甚至完全記不清母親的模樣。如今，她更願意留在安養中心，穿著大號的病號服，重複著一遍遍掃地，用手神經質地擦桌子。
明明有收割機，但偏讓你拿鐮刀去割
同樣因感情問題受了刺激的北京知青張慧穎認為，自己到北大荒，以及現在在安養中心，都是為了「吃毛主席的飯」。她甚至堅信曾經一起來的北京知青們都住在這裡，不曾返城。
那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年代。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的文章，其中印著毛主席語錄：「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份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自此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2000萬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輕人們興沖沖地奔赴黑土地、大草原、黃土坡、橡膠林。其中，54萬人來到了白雪覆蓋下的北大荒。
早在1947年，北大荒的建設就已然開始。最先進駐開墾的是10萬名復轉軍人。從1959年開始，又有一大批支邊青年，響應支援邊疆的號召，屯墾戍邊。這算是北大荒的第二代開墾者。
「其實當時之所以號召支邊青年進駐北大荒，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要給之前來的軍人們解決婚姻問題。」幾十年後，黑龍江農墾總局有工作人員作出這樣的解釋。
北京知青任友善、趙印寶等人下鄉是在1964年，算是較早的一批，但也歸入了知青「上山下鄉」的行列。
「一方面是響應國家號召，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到這兒來吃飽飯。」任友善記得很清楚的，是當年城市裡的「低標準」——每人一天9兩糧食，「吃不飽啊，再加上城裡找不到工作。來這兒當農民好歹是個工作，總比餓著強，就這麼來了。」
「吃是吃飽了，但那個歷程簡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記得，最先要適應的就是氣候，「冬天凍腳啊，腫得老高。後來學會了，得買大鞋，往裡面墊草、墊玉米葉。」還有一些苦是人為製造的，「比如收麥子，明明有收割機，但偏讓你拿鐮刀去割，社會主義小鐮刀嘛。」
「下鄉是為了工作生活上的事」「政治思想學習好，文化知識水平高」，安養中心的北京知青李大水經常自己一個人編些詞念叨，動輒還會高聲背上一段毛澤東詩詞，唱幾首紅歌。1968年到859農場下鄉的李大水，剛來了沒多久，就從馬上摔下來，摔成了腦震盪，此後經常自言自語，精神出現異常。
張慧穎至今唸唸不忘「割麥子」、「種大豆」，「等我出去了還能割，我就是幹活的命。」
斷線的風箏
「經歷了‘上山下鄉’，沒有吃不了的苦。有這個心路歷程，以後什麼都吃得消了。」和大多數知青一樣，任友善有著「劫後輝煌」的感慨。
真正讓他難過的，是始於1976年前後的知青大規模返城。由於已經在當地安家，任友善只得留在寶泉嶺農場，「眼看著農場空了，宿舍空了，心裏也空落落的。但那時確實沒辦法，我身體不好，如果不在這兒成家，我根本活不下來。」
據《饒河農場志》記載：「1979年知青大返城時，有3000多知青離場，造成了生產人員嚴重不足，不少生產隊拖拉機沒人開。」黑龍江農墾精神病防治院辦公室主任宋斌透露，最終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兩萬餘人。
「我們這裡的二三十個患者，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聯繫。」安養中心精神科主任吳斌介紹，他們得的這個病，很多人家即便知道了，也不見得願意來找，「父母在的估計會找，父母不在的，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要相對淡漠些。」
北京知青鮑麗麗就是一隻「斷了線的風箏」。
剛從857農場送到安養中心時，鮑麗麗只有48斤。貧血、低蛋白，嚴重的類風濕更是使得她的手腳都變了形。吳斌介紹說，鮑麗麗發病據說是因為談戀愛，最初治療過一段時間。後來農場找了個人照顧她，給她吃的穿的。近些年，農場條件好些了，就把她送進了敬老院。在敬老院裡，鮑麗麗摔成了骨折。
骨瘦如柴的鮑麗麗已經無法說話，偶爾，她會睜大著眼睛，從嗓子裡發出含糊的聲音。只能通過聲調，判斷她說的是什麼。而今，她會發的幾個音節，除了「吃西瓜」、「吃香蕉」外，還有「海淀」和「回北京」。
吳秀菊甚至記不清自己的家在北京還是上海。「上海宣武區。」她擡擡眼皮。過一會兒再問，又會說，「一半北京一半上海。」
李啟是在北大荒紅星農場十八隊下鄉的北京知青。說是知青，但根據其斷斷續續的描述，他其實是被一個想要返城的知青騙來的，「他插隊10年，想回城，說這兒好，可以過來種地，就把我換過來了。」來後不久，李啟出現了一些精神異常的症狀，病後一直由所在農場的一個職工照顧。2009年4月入住安養中心。
農墾的嘗試
最早提出成立北大荒安養中心的是黑龍江農墾總局殘聯理事長董興業。儘管下過鄉，但董興業從來不認為自己有所謂的「知青情結」，「我1969年下鄉，待了4年，之後又當了22年的兵。」
2001年，董興業開始關注起精神病患者的生活狀況。他最想改變的，是目前我國精神病人的一元化治療，「我們應該成立多元化機構，集康復、安養和治療為一體。」
此時，黑龍江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院長黃春光跟董興業提起了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董興業決定通過解決知青這一群體的問題，建立一個新型的康復機構。此後，他們在知青精神病患者中展開了一系列調查。
2006年6月，董興業正式開始統計知青精神病的數字。當時統計到的是207人。到了2008年12月，只找到了167人。其中，死亡20人，失蹤20人。另一個針對137名精神病患者的調查中，董興業發現，60歲以上的只有3個，70歲以上的只有1個，「這些數據說明，我們必須有這樣一個精神病人的養老院。」
2006年中下旬，董興業在農墾總局的一次會議上用一分鐘進行了匯報。研究討論了三四分鐘後，總局領導同意了他的建議。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在佳木斯落成。蓋樓的錢由農墾總局來出，醫藥費則來自知青們各自的醫保。在董興業看來，這也是安養中心必須具備的特點之一，「過去我們做很多事情都是採取救濟的方式，這種救濟導致的，一是居高臨下的態度，二是官本位行為。我們要摒棄所謂的救濟，把安養中心置於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中。北大荒發展到今天，我們要感知青們的恩。」
但安養中心有工作人員透露，知青們的醫保無法支付所有醫療費用，不足的部分的則需要醫院自己搞創收，「這種情況維持下去，醫院負債只會越來越多。」
董興業堅持認為，安養中心絕對不能等同於精神病院。在它的後面，有一個小型的康復農場。樓裡，有圖書館、卡拉OK廳等，「我最擔心的就是到頭來還是建了一個鐵籠子，改過去各個農場的分散關押為集中關押，改簡陋關押為豪華關押。我希望他們生活在陽光下，共享現代社會的文明。」
這個新型的康復機構，在辦手續時遇到了不少麻煩。直到如今，它還是一個證件不全的單位，也只能挂靠在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下。「我們去辦手續的時候，相關部門拿了個表出來，說在批准建設項目的條目裡，沒這個東西。之後，我被趕了出來。」董興業說。
據農墾總局的工作人員透露，安養中心成立至今，在農墾系統內並沒有引起太大反響，「這可能和農墾的性質有關，大家關注更多的是農業。養兩千個精神病人，在黑龍江省沒有什麼人會評價這個事。如果養兩千頭牛，種兩千畝地的話，關注的程度就不一樣了。」
幾十年的返城夢
「軍墾精神教會了我們踏踏實實做人，知青們帶給我們的則是精神，他們告訴我們世界很大。」紅衛農場民政局局長李建軍記得，他的很多老師都是知青。
「我們剛來的時候，東邊全是樹林、草甸子，我們睡的是‘馬架子’。」支邊青年孫丁康捂著厚厚的棉衣，戴著毛茸茸的帽子，操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說。在那個一片荒蕪的年代，正是知青們給這裡帶來了現代文明，他們教會了當地人刷牙、用紙擦屁股。之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永遠留了下來，衣著打扮和當地人沒什麼兩樣，但鄉音大多未改。
安養中心的知青們拼拼湊湊的記憶殘片中，尚留著家的位置。
「崇文區。」李啟一說，嘴角就往下耷拉，一副快哭出來的表情。而陳平原則會哆嗦著嘴唇，淌著口水，費勁地說「三里河」。
天津知青安俊芹一直唸唸不忘「大麻花」，「麻花好吃，比包子好吃。」這是個大嗓門，說起話來滿口天津味兒。每天早上天一亮，就扯著嗓子唱歌。安養中心護士長孫萍如果哪天沒聽見安俊芹唱歌，就知道她肯定是哪不舒服了。「是老師讓我來這兒唱歌跳舞的。」安俊芹一心記著自己的「使命」。在安養中心的娛療計畫中，的確有不少文體活動和戶外活動。每到這時，安俊芹和一個叫武春玲的知青子女就成了絕對主力。
北京知青潘金成也在寶泉嶺十隊下鄉，和趙印寶、任友善是一批。儘管整日和趙印寶打照面，但兩人根本不記得對方。他們共同的記憶，只有北京。「北京有公園、花園，有陶然亭、大柵欄、王府井。」潘金成掰著手指頭。
「想回去，但回不去了，車站沒了，靜止了，飛機也靜止了。」張慧穎說這些話的時候，仍是笑靨如花。
護士長孫萍說，安養中心很多知青的記憶已經衰退到了幾歲的孩子的程度，「這樣也好，那些最痛苦的回憶，倒是給抹掉了。」
安養中心的知青們平時罕有交流，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各幹各的，或走來走去，或呆坐著，整整一上午，目光聚焦在某個點上。有時，那個叫李大水的北京知青會高聲背誦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一切都是暫時的，轉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將變為可愛。」
任友善認為自己終有一天要回北京的，在北大荒待了40餘年的他甚至從未把這裡當成「第二故鄉」，「從下鄉那天起，我就有一個念頭，就是回家。這地方再好上十倍百倍，我也想回去。」
上海知青薛魯波的妹妹薛魯英一心想把他接回上海。「我哥哥以前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的，農墾那邊出醫藥費。住了十幾年，每個月得花幾千塊錢。到後來農墾不願意出錢了，就把我哥哥接到了佳木斯。在那兒住便宜，可是離得遠啊，我們家人都不好照顧。」2009年10月，薛魯英來到佳木斯，想把薛魯波接回上海。一是為了轉院，二是因為其父留下的老房子，寫有薛魯波的名字，需要帶他回去做個公證。走到半路，兄妹二人發生了矛盾。最終，薛魯英還是把哥哥送回了佳木斯。
「那個妹妹是假妹妹。」薛魯波很肯定地說。但次日，他又換了種說法，「我妹妹一個月前已經死了，被人害死了。」
薛魯英還是堅持要把哥哥接回上海。「上海醫療條件要好些，而且家屬都在的呀。」至於醫藥費，她的意見是，國家應該出一部分，剩下的家裡可以添點兒。
想回家的不僅是目前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甚至包括那些已故知青。當地人都知道，虎林農場的知青墓，在那裡，一塊塊小墓碑雜亂地排列著，朝著他們各自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