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因為文化是需要傳承的，那麼作為見證時代的史官就必須秉公記錄。能否秉實而記，就靠史官本人的品行和操守了。
這是神安排這個角色的要求。那麼一個人要在擔當起這個角色的承載的時候，就是順應天意，他自己無論當時在人中的表象是好是壞，最終他會得到很大的福分。
在春秋時代，出現過這樣的事情：齊國大臣崔杼惱恨齊莊公與妻子薑氏通姦，便故意製造機會，哄騙齊莊公到自己家裡與姜氏幽會私通，然後尋機殺掉了齊莊公。事後齊國太史記錄國史時，便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很生氣，殺掉了太史。巧合的是太史的兩個弟弟先後繼任太史，又因如實記錄而被崔杼殺掉。他們的弟弟繼任後，仍在國史上如實書寫，（因為，當時道德比較高尚，在人們的眼裡真相比生命更重要。生命是自己的，而抹殺真相那是十足的誤國誤民，貽害子孫的敗壞行為，所以這位太史依舊秉承著良知如實記述。）崔杼怕引起公憤沒敢再殺。當時有位史官南史氏，聽說齊太史兄弟被殺，怕國史上留不下崔杼弒君的記載，就手持竹簡前往臨淄，要繼續完成記錄，後來得知已經完成，才中途返回。齊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個時代著名的良史，他們把歷史的真實性看得很神聖，在記錄史事時，堅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不虛飾、不隱惡的原則，即使失去生命也要捍衛國史的求真精神，表現了中國古代史官高尚的職業道德和人格。
忠於歷史是史家的天職，正是這種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鑄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廣泛讚揚和「君子」美譽。
三、對於後世的深刻影響
左丘明的品行和對人類歷史的偉大貢獻，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們即將他著述過的地方稱作「左傳精舍」，予以保護，並代有修葺。限於篇幅我們只是摘引幾則：漢初，肥城置縣伊始，就在縣城興建了「左傳精舍」，並立重修碑以志。唐貞觀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頒《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詔》，封左丘明為「經師」，從祀文廟。宋真宗趙恆，追封左丘明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孫丘芳衣巾，以主祀事。」元，集賢大學士致仕李謙、翰林承旨張起岩均曾為左丘明賦詩作讚，或曰其「文章史學之治」，或稱其「盲於目而不盲目於心者」。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為「先儒」，敕建墓門坊，並親書「先儒之墓」。乾隆十六年(1751)，清禮部重新確認丘明之謫孫為世襲奉祀生，並賜祭田18畝。
以上這是左丘明受到的敬仰，那麼作為《左傳》來說，留給後世的不僅是歷史。
看看以下我們經常用的出自於《左傳》的「俗語」：
「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多行不義必自斃。」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正因為左丘明有那樣的德行與操守才使得人們從他的著作中凝練出這些膾炙人口的警句名言，醒人律己，傳承千年。
從文學上看，《左傳》最值得注意的地方，還在於它記敘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時，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動有趣，常常以較為細緻生動的情節，表現人物的形象。這些都是顯著的文學因素。
一般說來，史籍記載中，愈是細緻生動的情節，其可信程度愈低。尤其所謂「床笫之私」、「密室之謀」，在一般的情況下更不可能是實錄。而《左傳》作者所依據的材料，雖主要出於史官記錄，但也有不少原來就是社會上以各種方式流傳著的歷史故事，更因為他接近失明而導致的心智大開，而知道的很多歷史細節。也許那些細節都是私密「級別」，能瞞住別「人」卻瞞不住天地。那麼當左丘明用自己的慧眼（而不是用肉眼來評斷）來看那些細節的時候，往往是歷歷在目的。用個比喻來說就是：重拾歷史的膠片，重新看歷史上所發生的大框與細節；當然這不能說，左傳中每一個字所用的都是那麼的真實與恰當。但相對而言作為史學上第一部編年體史書而言，其真實性可以說是最高的。這也是神讓左丘明就是這麼開創的。
作為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左傳》來說，作為一部歷史著作，《左傳》有鮮明的政治策國與道德傾向。左丘明思想與孔子思想有顯著的一致性，因為左丘明和孔子是同一時代的人，而且交情很好，（前文說過），無論從天道觀、政治策國觀、人生觀還是歷史觀等，都應當屬於儒家思想的範疇，左丘明乃一儒者無疑。左丘明是一個大儒，他的著書《左傳》宣揚了「敬德」、「保民」、「慎罰」等思想，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發揚了儒家思想的經義，從而奠定了後世儒學的理論根基。他對於闡釋孔子思想，傳承儒家文化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左丘明作為史官的高尚的人格精神及還原歷史真貌於細微之處的德行，著實令後代敬仰。當我們從新拾起關於《左傳》的歷史膠片，發現它所給予後世的不僅是史學、文學方面的價值，還有著述者的艱辛歷程與坦蕩、無私的品質！神所給予中華文明史學上令後世所參照的樣本與開創在左丘明言行中和其所著的《左傳》中都浸潤了！左丘明沒有辜負神的慈悲點悟給後世子孫留下一份真實、公正的君子所著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