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通過網際網路組織抵抗暴力拆遷的活動。
中國學者談起言論自由和促進人權等話題，總是非常吸引眼球的。在與德國之聲記者的交談中，參加波恩全球媒體論壇的徐培喜教授談及了獨立網站對推動中國草根言論自由和基層民主化的積極作用。
來自中國傳媒大學的徐培喜教授是今年全球媒體論壇（Global Medien Forum)唯一的中國來賓。在會上，他與各國的專家們激烈地討論著一個共同的話題--媒體在推動人權發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徐培喜教授認為：在中國，通過網際網路形成的獨立公民輿論正在慢慢成為鉗制政府和市場的第三種力量。在會議之餘，德國之聲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來自中國傳媒大學的徐培喜教授
「爸爸恆久遠」——網路成為公民輿論陣地
徐培喜談到，與傳統的報紙雜誌、電視廣播相比較，網際網路作為一種媒體有其相當獨特的優勢。「網際網路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它是分散的，具有自我生成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讓對針對網際網路的集中管制變得不可能。隨時隨地，都會有新的消息在網路上傳播。他舉了中石化購買拉菲葡萄酒和天價吊燈的醜聞作為例子：「之所以，我們在提到中石化買葡萄酒的醜聞就聯想到之前的天價吊燈事件，是因為這些信息是同時存在於這個巨大的網路當中的。」
更重要的一點是，網際網路至今仍相對獨立於政府和市場力量之外，網民能夠自由發表和編輯信息內容。因此，網際網路某種程度上成為公民輿論的陣地。「我們看到，網際網路至今仍沒有完全受到政府和市場力量的控制，網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包括網路上利用一些視頻，改變一些字幕，植入自己的一些觀點。比如針對‘我爸是李剛'事件，網民把'鑽石恆久遠'改成‘爸爸恆久遠'。通過整合這些內容，從而表達一些民主的訴求。」
網際網路幫助公民表達民主訴求
徐培喜教授認為，關注中國媒體自由的發展，不能僅僅關注改革開放。「中國學界的一個現象是，離開1978年就不會說話了。」他說，作為一個研究媒體的學者，應該關注2003年後發生了什麼。
「2003年發生了兩個標誌性的事件--孫志剛事件和非典。通過這兩個事件我們看到了網路的力量。從這裡我們也看到公民新聞學的興起。如果說1978年以前是政治的力量做主導，那麼1978年以後基本上是市場力量的擴張。而2003年以來，底層力量和底層話語逐漸崛起，涉及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環保、垃圾焚燒和拆遷。而且網民不斷地尋找新的平臺，比如用微博來反映宜黃拆遷事件。他們通過網際網路提供一些抵制性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意見。他們不僅有了自己的話語體系，比如‘被字句'，而且也落實到實際的行動中。所以我們看到了最近縣鄉一級的人大換屆中，‘獨立候選人'的誕生。」
但同時他也提醒道，僅有這種通過網際網路形成的公共輿論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進一步地推動體制的變遷。「在話語方面已經進行到極端了。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落實自己的訴求，其中的關鍵是通過法律途徑去解決問題。如果什麼時候我們不需要媒介關注，通過法律渠道就能夠實現公民權利的話，中國在許多方面的障礙就已經疏通了。」
「網路接力」幫助農民維權
另外，徐培喜教授也對媒體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表示了擔憂。他說：「如果我是一個農民，我不會有這些信息渠道。比如一個村子，沒有一個大學生，也沒有會上網的人。所以從言論來看，從維護權益的方面來看，我們農村的情況還不是那麼樂觀。」但他同時亦指出，一個可喜的現象正在發生：「我們可以經常看到一個‘接力'的體制。比如一個農民家庭裡發生了狀況，他的權益受到損害。但是他家裡有一個大學生，或者有一個有網路的人，他們會把這些消息散佈出去。這樣一個個人的鏈接還是可以幫助農民解決一些問題的。」他引用了宜黃拆遷事件中，鐘家姐妹的遭遇做為例子。當時準備進京接受採訪的姐妹倆被暴徒圍堵在機場的女廁所裡。姐妹倆通過手機上網聯絡了北京的一個記者，記者又通過網路知會了她的網路圈子裡的人們，最終幫助姐妹倆躲過一劫。徐培喜教授說：「這種接力機制也是我們要關注的。」
在採訪的最後，他告訴記者，新自由主義的媒體觀強調媒體應獨立於政府，但卻忽視了市場力量對輿論的左右。「利用網路表達自己的民主訴求的趨勢能否保持，還要看民眾如何根據自己的利益與市場力量和政治力量博弈，或者讓政治力量和市場力量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假如網際網路最後被其中任何一方所控制，所要付出的代價都是相當慘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