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編者按:從博古到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都要由共產國際去決定,擺明瞭中共這一政權是由蘇共締造的這一事實。)
1931年4月,由於出現了顧順章投蔣事件,中共中央主要領導被迫撤離上海。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博古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創造了若干空前絕後的記錄:一是年紀輕,他此時年僅24歲。二是資歷淺,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是中央委員,而是從一名普通黨員——毛澤東稱之為「新黨員」——直接成為了黨的最高負責人。
儘管如此,博古等人卻根本不屑於毛澤東。時任臨時中央三常委之一的張聞天對毛澤東能力也瞭解不夠,他後來回憶說:到了蘇區一年半,毛澤東「究竟他是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理解,也並沒有想去瞭解過的」,當時確實「不重視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再次被重視是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會議選舉毛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後又決定以毛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但毛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則是在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上確立的。在六中全會前夕,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為六中全會做準備的。
會議第一天,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季米特洛夫讓王稼祥轉告全黨:「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季米特洛夫的這些話無疑是對毛澤東的最大支持,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向毛澤東和中央挑戰的資本。
李維漢晚年曾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也說:「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參考文獻:羅平漢著《黨史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