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在外奔波，我與隴海線結下了不解之緣。當列車行走在關中平原，車窗外那一閃而過的阡陌縱橫、田園風光，令人目不暇給。「好一個八百里秦川!」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這裡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成為遠近聞名的富裕之鄉。當時幹部每月工資也就二三十元，而大荔縣農民的勞動日低則兩三元，高則六七元，每年純收入可達1200~2500元之多。有道是：最窮的是國家幹部，最富的是黃河灘上的農民。有的農戶家庭存款竟高達4萬，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天有不測風雲。1956年初，厄運陡然降臨到庫區農民的頭上。「這八百里秦川上的糧倉就要用來裝水了!」原來是三門峽工程正式上馬，庫區農民必須全部搬遷，為國家重點工程讓路。陝西渭南地區近30萬庫區移民及其子孫後代的命運從此發生逆轉。人們告別故土，踏上離鄉背井、顛沛流離的不歸路。經過反覆動員，他們在「堅決支持國家建設!」「犧牲我一家，幸福千萬家!」的口號聲中痛別家鄉。
此行的目的地是寧夏。幹部們對農民說：寧夏也是一個望不到邊的大平原，到那邊，每個人能分水田3畝，旱地7畝，田地不會被黃河淹，水車就可以把黃河的水抽到田裡，旱澇保收。而且鄧子恢副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中鄭重承諾：「政府保證移民在到達遷移地點以後得到適當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政府將努力保證他們在遷移的時候不受損失，並且幫助他們在到達遷移地點後盡快走上安居樂業的道路。」縣裡派到寧夏考察的人也回來說，那邊土肥地廣，水源豐富，年收入肯定比陝西這邊高!
話說其中的一支先遣隊，一行36人來到銀川市，受到熱烈歡迎。當地報紙說陶樂那邊早已為移民安排好新居，準備了糧食、蔬菜、傢俱、煤炭，還騰出800間房子讓移民居住，並幫助移民開墾好了種植蔬菜的土地。先遣隊員們迫不及待地趕往陶樂縣月牙湖，想先睹為快。沒想到，等待他們的竟然是風沙蔽日、寸草不生的荒野地，什麼800間房子、開墾好的土地，統統是畫餅充飢。現成的糧食、蔬菜等等更是無稽之談。小夥子們當天就領略了熱浪灼人、蚊蟲肆虐和狂風大作的滋味兒。這哪是人呆的地方!他們問，這樣的風多不多，得到的答覆是：「我們陶樂縣風少，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隊員們無不感到窩囊、憋屈、絕望和憤怒，漸漸萌生了一個念頭：絕地大逃亡。
先遣隊員鎩羽而歸，這對轟轟烈烈地展開的移民工作，只能起到動搖軍心的作用，自然必須把他們強行趕回陶樂。陸續搬遷過去的移民無法適應當地惡劣的生產生活條件，屢屢逃回原籍，這邊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們趕回寧夏，如此拉鋸式的較量反覆進行，竟成為此後數十年庫區農民的生活常態。
歷盡劫難的庫區農民(後來成了「返庫農民」)萬萬想不到，這場悲劇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黃萬裡當初的忠言直諫受到重視的話。事情還要從1955年說起。
三門峽位於陝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處。早年在此進行現場勘探的德國人曾得出結論：在三門峽筑壩，等於修建一個危害關中的死庫。這個問題，日本人研究過，國民黨研究過，「解放後」也研究過，都不敢定案。然而1954年年底蘇聯專家科羅廖夫拿出規劃來，我們就定案了(其實科羅廖夫只懂工程，對河流一竅不通)。鄧子恢副總理在人大會議上豪邁地宣布：「只要六年，三門峽水庫完成後，就可以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黃河清’這一天!」
1955年，周恩來主持了關於黃河規劃的第一次討論會，對關於三門峽樞紐大壩和水電站的規劃報告，參加會議的專家均交口稱讚，只有一人發言表示反對。這位名叫黃萬里的清華教授當面對周恩來總理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黃萬里說，黃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陸地也是最大的。
黃萬里發言何以底氣十足?原來他在大學主修工程，後因目睹黃河水患頻仍，立志探尋治理黃河之道，出國留學改修水利。他曾驅車45000英里跑遍美國各大水利工程，回國後又風塵僕僕，行程3000公里，6次徒步考察了長江的支流金沙江、岷江、烏江、涪江、嘉陵江，對於中國大江大河的情況可說是瞭然於胸。
1957年，在水利部召開的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上，黃萬里再次孤軍作戰，力排眾議。他認為不能在這個淤積段上建壩，否則下游的水患將移至中游關中平原。本來河道裡的泥沙起到了上游切割、下游造陸的自然作用，而建壩攔沙讓黃河清，既違反自然規律，又不現實，清水出庫對下游河床也不利。爭辯7天無效後，黃萬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壩，則建議勿堵塞6個排水洞，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但水庫施工時仍然堅持按原設計將6個底孔全部堵塞(1970年代又以每個1000萬元的代價打開)。
黃萬里不幸而言中。三門峽水庫蓄水後，90%以上的泥沙進入水庫後無法排泄，形成淤積。蓄水僅一年半，即淤積了15億噸泥沙。不到兩年時間，庫容就減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個水庫只需7年就將夷為平地。那時，黃河第一壩將成為亞洲最大的瀑布。嚴重的淤積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黃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攔門沙壩。水庫尚未完工，近20億噸泥沙即全部鋪在從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黃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連漲連高，以西安為中心的工業基地及關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農業生產安全受到威脅。中國最富裕的關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現鹽鹼化和沼澤化。1961年，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雨成災，水壅高後橫向衝擊，使兩岸坍塌農田80萬畝，一個縣城被迫遷走。
這是後話。1957年，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針砭時弊的《花叢小語》。惹得龍顏大怒，斥之曰：「這是什麼話?」於是欽定右派黃萬里受到批判鬥爭，工資連降兩級。父親黃炎培系同盟會會員，與中共合作多年，當時雖身居高位，也愛莫能助。
耐人尋味的是，黃炎培老先生1945年曾訪問延安，與最高領袖有過一次關於「興亡週期率」的對話，即著名的「窯洞對」。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最高領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言之鑿鑿。黃炎培所著《延安歸來》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在國統區影響很大。許多人正是通過這本書對於中國共產黨有了初步的瞭解，有人甚至因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誰知事隔十餘年，黃老先生的三子黃萬里僅僅因為在校刊上發表《花叢小語》，便成了階下囚，從此失去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黃老先生膝下竟有6個子女和1個女婿劃成右派，堪稱「右派之家」。所謂「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也者，成了絕大的諷刺。
儘管遭到如此巨大打擊，黃萬里仍痴心不改，1964年，他不顧個人安危，再次上書。他說：「我不能看著就要禍及農民而不說話。至於為此而付出的沈重代價，我一生無悔。」
此次繫上書國家副主席董必武，總算有了回音。水利部領導約見黃萬里，囑他提出改進計畫。黃萬里日以繼夜，用60天的時間完成《改修黃河三門峽壩的原理與方法》，建議開洞排沙，以燈泡式水輪機加速底流。可惜黃萬里的建議未予採納。
這一年的春節座談會上，領袖向黃炎培提到，「你兒子黃萬里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這分明是一個信號。當時只要黃萬里寫個檢討認錯，就可以順勢摘掉右派帽子，可他卻並不領情，更賦詩賦詞上書說：三門峽問題其實並無高深學問，而1957年三門峽70人會上，除我之外無其他人敢講真話。請問，「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為什麼?」態度如此決絕，就是不低頭。既然這麼「不識相」，那摘帽之事自然擱淺。
1966年夏天，「文革」的狂飆席捲而來，黃萬里首當其衝，飽受皮肉之苦。下放疫區勞動期間，年近花甲之年的他也得干重活，曾因體力不支，中暑暈倒，險些丟命。儘管如此，他仍鍥而不舍，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草擬他的「治理黃河方略」。
1981年，他終於在闊別多年之後，精神抖擻地重登講臺，為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授課,並繼續研究連續介體動力學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分流淤灌治理黃河策略、華北水資源利用、長江三峽工程以及明渠不恆定流力學等問題。黃萬里還對三峽工程建言獻策。可惜已經時日無多。
2003年陝西遭受洪澇災害，本是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所造成的後果卻相當於50年一遇的洪災。此次洪災黃萬里已經無從得知了，他早在2001年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他走了，帶著太多的遺憾和困惑，卻給後人留下了太多的值得思考的問題。
